4. 便利性。法典必须简单、明了、完善，以便于民众学习掌握和直接遵守，并便于执行通过这样的法典，很容易地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较之暗示式，明示式罪名立法模式较好地达到了上述要求。因为，在法典中对罪名予以明确规定，使得法典完善、明了，使人一看一听就能明了
刑法中有哪些罪名，以及其构成要件，从而大大便利公民学习掌握
刑法。对于司法活动来说同样如此。
刑法通过各级司法机关来实施，如果在适用
刑法时尚需对罪状进行概括得出合适罪名，无疑加大了司法机关工作的难度，并因此会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如该种概括不统一、不准确，还会带来诸如罪名的适用不统一等一系列问题。明示式的罪名立法分明使司法工作大为便利，司法机关在适用
刑法时，只需按照
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罪名来定罪量刑即可，罪名适用不统一等问题也迎刃而解。
当然，明示式罪名立法模式并非尽善尽美，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即缺乏灵活应变性。这一缺陷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首先，是由法律的稳定性和实际生活的多样性决定的。明示式罪名立法模式将罪名规定在刑法典中，使其成为成文法典的内容的一部分；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出现一些现行所没有规定的罪名。而刑法典又不可能朝令夕改，由此必然会出现刑法典中的罪名与实际犯罪情况相脱节。其次，是由形式和内容辨证关系决定的。罪名是反映罪状的一种形式，罪状是被罪名所反映的内容。而在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比较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则相对稳定，这样内容和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即二者不可能有绝对的适合。在明示式罪名立法模式之下，罪名的形式非常稳定，而犯罪则是易变的、多种多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罪名形式不合适犯罪内容的情况，同时受各种条件的局限，立法者所确定的罪名也不可能个个科学、条条准确。在上述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对罪名进行增、改，以使罪名和犯罪行为、形式和内容相适合。但是明示式的立法模式又决定了这种调整不可能及时做到。因此，罪名形式不合适犯罪行为内容的状况必然无可避免，从而也必然不利于及时惩处犯罪行为。而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模式由于具备了极大的灵活性，在遇到上述问题时相对容易解决。
二、我国罪名立法模式之反思与展望
（一） 我国罪名立法模式之反思
一个完整统一的罪名体系，是刑事法制高度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罪状和法定刑的研究规定，而忽视了罪名的法定化工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
刑法颁布以前，我们没有一部完整统一的刑法典，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是无法可依。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以下简称旧
刑法）诞生，初步确立了我国刑事犯罪的基本结构和刑事责任的基本内容，对于哪些行为是犯罪作了明确规定，这为罪名的确定和使用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但是，旧刑法典在罪名的立法模式上采用的是暗示式。旧刑法典分则共103条的规定，除了第153条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中等于间接明确了
刑法第
150、
151条的罪名外，几乎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罪名。旧刑法典这一立法模式对其后相继颁布的一系列单行
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也产生了影响。在旧
刑法存续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20多个单行
刑法中，除《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等个别单行
刑法在修改和补充刑法典时，对涉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等明确了罪名外，《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大多数单行
刑法增加规定了许多新型犯罪，却根本未明确相应罪名，从而给这些单行
刑法的统一适用造成很大困难。而且，即便似乎在少数明确规定了罪名的单行
刑法中，也还存在罪名规定不科学或前后矛盾等问题。比如，《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部分第
3条第4款规定：“对执法人员和揭发检举作证人进行阻挠、威胁、打击报复的，按
刑法第
157条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或者第
146条报复陷害罪的规定处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
刑法分则第六章类罪名的标题，该规定却将其作为第
157条具体犯罪的名称，与报复陷害罪并列。《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
10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
刑法第
157条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刑法第
157条只规定了一种犯罪，两个单行
刑法却分给出了不同的罪名。这些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对罪名立法不够重视的结果。在其他单行
刑法中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在附属刑法规范中，多采用概括式和援引式的立法形式，即附属刑法规范仅概括规定对某一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处分”，或进而直接规定应援引有关单行
刑法条款，至于罪名和刑事责任则要依
刑法相应的规定。而
刑法对罪名的规定又相当模糊，因此，附属
刑法规定的罪名同样也不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