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拜、顺从与自杀、疯狂相交织的现实环境中，业已疯狂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完全失去感受力，相反，他在某一方面的感受力倒是越加强烈、越加敏感。我指的是他感受红色暴力的能力。与政党的感受者有所不同的是，他将对红色暴力的全部感受都转化为对古代刑罚的认知。他的感受与认知的错位一方面表达了他的尚不明确的一个重要发现：无论是红色暴力还是白色暴力，在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另一方面还曲折表达了他逃避制裁的愿望。从这两方面来谈，他的感受与认知的错位都是非常自然、非常符合他的心理现实的。他对现实中的暴力感受越强，作为一切暴力之代表与象征的古代刑罚就越坚固地成为了他的心理生活的中心。刑罚本是强者（统治集团）借以消灭异已力量的工具，它的实施于个案的起因则往往在于弱者（受动者，也是被统治者），首先表现出对于强权的蔑视与反抗。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历史教师对于古代刑罚的偏执与痴迷，实际上极为隐晦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无限关注和无限敌意。
　　
　　感觉与认知的错位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想象自我“总要显示它还存在”。想象自我显示其存在的方式是给历史教师施加道德上的压力，使他为自己的疯狂和逃避怀着潜隐而又深重的羞愧感。他因此迫切地需要换救自己道德上的失败。他越是企图自我挽救，他对古代刑罚的偏执与痴迷就走得越远。他是在暴力凌辱面前、在整个时代的一切人文景观都幻化成暴力表象时畏缩退让，从而被自己认作道德失败的，他必须牢牢记住暴力，牢牢记住刑罚，牢牢记住刑罚受动者的蔑视与反抗，才可能长盛不衰地激发起他自己的反抗冲动，从而达到道德自救的效果。所以，他对古代刑罚的痴迷，不是出于一般的心理动机，而是出于生命道德意识的需要。
　　
　　一个历史教师对于文化记忆无疑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都是文化记忆的方式，历史学科更显出人类在理性支配下有意选择、调节、强化自己的文化记忆并对其进行意义阐释的种种努力。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记忆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化目标所导致的结果。这种记忆方式将直接制约着这个民族对未来历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们对文明的评价、对生存的理解、对价值的寻思，都只有在特定的记忆体系中才能得以展开，而且，几乎可以说这些评价、理解、寻思实际上即是对特定的记忆体系的评价、理解与寻思。一个生命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记忆体系的评价、理解与寻思。一个生命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记忆方式即是在其人生目标和价值信念规约下对自身经验的处理与建构方式，通过考察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即可获悉他的生活信念、人文素质、性格特征等等因素。对于一个民族集体来说，这个原理同样有效。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历史教师才一直希望通过对古代刑罚的研究，强化这个民族的暴力记忆和强权记忆，以推进这个民族向着文明的、民主的、人文的、人道的目标迈进。他在文革中受尽种种暴力凌辱和刺缴之后，他的这种理性目标与他的道德自救的需要正好重合，所以，他的强化暴力记忆的愿望便迅速地无以复加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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