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市场社会与公共性问题
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体现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原则，现代法律概念则被认为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这种集正确性与公正性为一体的合理性。它不仅包含被广泛追求的权利意义上的公正性，也包含著通过确立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建立起来的法制。然而，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种族、性别、下层竤体的集体性要求，以及当代世界结构及其运行规则的变化，都构成了对普遍主义的权利理论和正义观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当代世界存在著两个似乎相互冲突的现象，一方面跨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共同运作已经改变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出现的国内或国际的分离主义运动则包含了文化上的“内卷”倾向，这两个方面似乎共同预示了一个结果，即自由主义理论所预设的或吁求的那种“公共性”正在土崩瓦解。
讨论公共性丧失的途径之一，是观察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状况以及相应的民主理论。按照泰勒的分析，现代民主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失败的类型和理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的削弱，或者公民与国家之间距离的扩大。第一种类型是，国家丧失了理解和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越来越受到自己内部的权力运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所左右，因而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最终使得这个制度本身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第二种类型是某些右派政治运动的特征，其主要的表现是扩大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不是通过改进权力机关对公民需求的敏感来解决问题，而是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泰勒，1997）后一种模式在当代中国集中地体现为有关市民社会的政治想像。在公共领域为商品流通或国家所控制的情况下，右派运动总的说来倾向於不受干涉的市场理论。在政治层面，它极有可能犯民主国家的通病，即扩大国家与民众的距离，最终导致民主参与的最终丧失。
民主政体的公共性丧失是和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密切相关的。哈贝马斯曾说：“公共性原则在功能上的转移是建立在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公共领域的功能转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转移清楚地体现在公共领域的突出机制即报刊的转化之中。一方面是报刊的商业化，商品的流通和信息的交流达到了同等的水平，在私人生活内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分界模糊了；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完全不再是私人领域的一个独特部分，而这是维持其机制的持久的独立性的唯一保障。”（哈贝马斯，1991）哈贝马斯设想的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产生於长期的历史分化过程，最后呈现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现代
宪法中表明基本权利的那个部分提供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形象：它们保证社会是一个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反对它成为一个限於一些功能的公共权力；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著一个私人的领域，它们集聚而成为公众，并作为公民调节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目的是在这种公共领域的调节下将政治权力转化为“合理性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日常性的报刊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代世界的公共领域一直在经历著根本的变化：首先，随著商业化的发展，公共的边界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公共领域因而失去了它的排他性。过去被推入到私人领域的冲突现在进入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利益调节的场所；竤体需求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於国家调节。换言之，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那种公私分界模糊了。其次，法律几乎不能理解为产生於通过公共讨论而达成的私人意见的一致，而明显地产生於利益竤体的集体斗争，它们或多或少地以不加伪装的形式在私人利益之间达成妥协。“今天，正是社会组织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处理国家行为，无论是通过政党的作用还是直接与公共行政相联系。由於公、私两个领域的联合，不仅政治机构在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承担了一定的功能；而且与之相反的社会权力也获取政治功能。这导致了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哈贝马斯，1964）
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加重了文化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资本的运作和社会再分配过程中，族性问题本身也是直接参与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那些最大规模地控制资本的国家和集团，也最大规模地控制了国内和国际的公共舆论。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下层社会阶层，一如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没有参与制订分配规则的权利，而且也很难享有公共领域中的发言权。哈贝马斯曾经谈到德国统一以后由於各自的历史命运而形成的东西德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前东德人民蒙受了种种屈辱，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和独立的政治公共领域；他们面临著新的忧虑：他们为了统一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现在，他们心中却积郁著无穷的怨恨。”（哈贝马斯，1994）在这里，由於各自的历史命运而形成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差异，成为公共领域入场规则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