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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贝马斯描述的，针对专制统治提出的各种普遍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产生於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意识，而这种公共领域本身则建立在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严格分界之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是由私人集聚成为公众，由於资产阶级是私人，因此他们没有统治权。然而，市场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作为私人的这一特性。如果说“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的统一性基础之上”，那么，市场社会已经瓦解了资产者作为抽象的人的方面，现在作为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部分。私人的领域现在成为公共的领域，它所遵循的规则却是利益均衡的规则。公共讨论形同虚设，所谓“公共意见”成为利益集团操作和控制的领域。“洛克关於保护财产的基本模式以‘所有制’的名义自然而然地将生命、自由以及全部财产一览无遗；因此，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按照青年马克思的划分——在当时很容易统一起来。”（哈贝马斯，1991）这样的乐观主义今天听起来不免有几分奇怪。看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跨国公司、多国公司和各种形式的大资本，他们正在以“不受干预的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舞台，不仅与民族国家相互合作操纵整个经济运作和利益分配，瓜分社会财富，而且也以立法形式实施社会控制。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私人”已经彻底消失，政党和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东亚地区，有些刚刚产生的民主政治已经为明显的政党政治所笼罩和操纵，另一些经过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已经成为大资本操控的牺牲品。更为明显的是，民族国家与大资本达成妥协，重新构筑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我们不必急於提出诸如“谁的公共性，何种公共性”问题，或者担心“公共性”概念可能瓦解文化差异。在我看来，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的抹杀乃是同一事件，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公共性看作是世界本身，她的比喻也许能够恰当地表达“公共”的含义：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著，事物的世界处於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正如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著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向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按照这个比喻，公共性的丧失就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竤人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种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阿伦特，1959）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写照。
所谓“现代社会”，亦即是市场社会或大众社会。阿伦特曾经断言：“近代意义上的私人性，就其最实质的功能——即保护个人的东西——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而被发现的，因此它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最密切也最真实。”正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特性和私人性彻底地被剥夺了。“社会在一切情势下都实现了平均化，平等在现代世界里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仅仅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表明了对如下事实的承认：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区分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体的纯属私人的东西。”（阿伦特，1959）阿伦特认为近代的平等是以内在於社会中的顺从主义为基础的，而这种顺从主义奠定了近代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即人成为社会生物，并一致遵循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从而使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能够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这种适合於统计学的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与“利益的自然和谐”这一自由主义假设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一意义上，我很怀疑，如果不触及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不触及市场社会的基本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哈贝马斯所假设的那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个人的社会化”是否真的能够包容“文化差异”。“差异性”是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构造方式背道而驰的。“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於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於，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阿伦特，1959）公共性存在於不同的视点的相互关系之中，无论是视点的单一化，还是这种相关关系的消失，都会导致公共性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毁灭。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丧失并不意味著一种“私人性”的复活，也不意味著“差异性”占据了主流。相反，正如差异性与认同相反相成一样，私人性与公共性无法分割。当艺术家或艺术的欣赏者丧失了他们的私人主体的体验时，艺术的公共性也就丧失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金钱成为“客观性”的唯一基础。那些把“公共性”的丧失理解为“差异性”的罪过的人们，看来没有理解公共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内在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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