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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这一分析与现代公共选择的分析是一致的，它的分析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倾向于搭便车。它的结论是“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由于穷人越多，民主政府越可能成为浪费的政府，如何发展经济，减少穷人，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非常重要了：“随着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将按比例地减少其可怕性，因为人民富有以后，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赋税，自己难免不受损失。”
民主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代许多公共选择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成果：奥尔逊说，组织得很好的小规模的利益集团可以在民主政治中让他人多付税而自己多得利，这样的利益集团多到一定地步，国家就会衰落，这需要周期性的战争或者革命才能改变；布坎南则说，需要通过宪政制度来约束财政行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认为，自主治理和以此为基础的联邦体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在《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则强调决策单位要落实在最小的成本收益单位，或者说限制公共选择的范围，让投票政治尽可能让位于市场决策。
当然，制度并不一定是影响公共开支的唯一因素。政府也并不是越廉价越好。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一点托克维尔也看到了，他说：“一般说来，公共开支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赋税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托克维尔还看到，民主政治本身的制度特征，也必然会导致一些浪费。这是民主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制度“缺陷”。“由于民主政府经常改变自己的目标和频仍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首尾一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称；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毫无所得。”因政府缺乏连续性和决策变化所导致的浪费，无论如何努力，总是存在的。要消灭这样的浪费，只能消灭民主制度，但一旦消灭了民主制度，更大的浪费就会接踵而至。毕竟，老百姓自己花自己的钱，与让专制统治者花老百姓的钱相比，前者更要在心和节约一些。
在公共开支中，公务人员的薪俸数量也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关注。他发现，美国与法国不同，美国高级和低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差别不大，法国差别很大，美国低级公务人员的工资高于法国的低级公务人员，而法国的高级公务人员工资远远高于美国的低级公务人员工资。在美国，制定薪俸制度的人无法从中为自己牟利。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较高，是因为美国人生活富裕，觉得公务人员也应该有这种宽裕的生活；但美国穷人对社会高层生活状况认识不清，所以他们认为州长和总统等高级官员的收入即使比法国低，也觉得足够过幸福生活，并值得人羡慕了。总的来说，民主政府在公务人员薪俸方面的开支要少于贵族政府，民主政府的公共建设方面的开支却高于贵族政府。而贵族政府，国家收入主要花费在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国家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托克维尔看到，随着法国越来越民主化，提高低级公务人员的薪金，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金，已经成为强硬的趋势。
民主国家的公共预算有相当部分用于维持穷人生活和免费教育。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正确的。不过，托克维尔大约没有考虑到，在民主化之后，欧洲国家的公共开支远远高于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是高福利的国家，在英国，连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可能需要从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了。是美国很强的自治传统？还是美国的宪政制度抑或民情抑制了美国政府变成全民福利政府？这可能都是一些原因。
在本章，托克维尔特别看重的是民情的原因。他认为，美国人有一些特点，使美国的民主政府变成了廉价政府：“如果说美国人决不把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且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重的庆祝。如果说美国人不追求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虚有其表的华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托克维尔认为，应该区分法律和民情这两种因素：“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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