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年的雅典大众正如任何时代的大众一样,并不想追求不矛盾的一贯性,并不想追求哲学的彻底性。"哲学彻底性"是不朽的苏格拉底发明出来并得到后世所有真正的哲学家赞同的,但后世的普通大众未必赞同,即便口头上赞同,也决不会付诸实践;当年的雅典人则更是闻所未闻,遑论赞同。当年的雅典大众毋宁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得了好处还卖乖的疯子:你既已得到了奴隶制的物质好处(比如可以不事生产),又得到了民主制度的好处(比如可以自由言论),却居然"丧心病狂"地来反对民主,非疯子而何!
当年支持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人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后世反对审判苏格拉底的彻底民主派同样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后者认为保卫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保卫其前提--言论自由。然而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又何尝不是为了发展更好的民主制度?--即便这并非他的主观意愿,然而客观效果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区别仅在于,保卫者认为现有的制度已足够好,而批判者认为现有制度还不够好,还可以更好,至于更好的制度是否民主制度,则可以再讨论--或者,既然你们认为现有的民主制度已经是最好的民主制度,那么被逼无奈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许就不得不认为,更好的制度不该叫"民主制度",因为许多人眼中"最好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不够好,所以更好的制度也许不妨叫"代议制"、"君主立宪制"或其他名称。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即便主观上反民主,也是无罪的。因为他的真正愿望,是完善雅典的政治制度,不管这种政治制度叫什么名称。而雅典人认为要保卫民主制度,就不能允许苏格拉底肆无忌惮地反对民主制度,煽动对民主的敌视态度。后世的彻底民主派则认为,不允许苏格拉底或任何人自由发表意见,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在苏格拉底是否该死这一点上,雅典民主派与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有了重大分歧。这一分歧不仅仅有关一个哲学家的生死,而是决定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生死攸关的大是大非。
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比如斯东)认为,审判苏格拉底是雅典民主的污点。但后世的彻底民主派不肯承认:不审判苏格拉底这个影响最大的反民主派,当年的雅典民主就朝不保夕(已经发生过由苏格拉底的学生领导的三十僭主事变)。雅典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是宁要一个污点,也必须永远保住民主制度;还是宁要清白,而丧失这个制度?如果宁要清白,那么取代民主制度的任何制度都必然犯下更多更大的罪恶,那些罪恶将使这个污点显得微不足道。雅典人选择了前者,审判并杀死苏格拉底。我认为雅典人在历史的阶段意义上做得很对,我相信任何一个赞成民主制度的现实主义者都会站在法庭的一边。甚至反对民主制度的人大概也不得不承认,雅典人的选择是颇为明智的,决非失去理智的疯狂,更不是像斯东等人认为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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