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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否该死?

  
  然而雅典人确实也无法回避一个反诘:批评民主制度的人不会因为苏格拉底之死就绝迹(比如还有柏拉图),雅典人是否要对所有批评民主制度的人都大开杀戒?如果这样,那么民主的大前提(全体公民都有言论自由)就将不复存在,言论自由就仅仅意味着对现存制度的"自由"的歌功颂德,那样民主就会变成一种大多数平庸者(对少数杰出者)的独裁。如果审判苏格拉底而放任柏拉图,那么两者的分寸如何掌握才能有别于专制制度?当然,赞成民主制度的人也有不少是反对审判苏格拉底的,且不说当时就有投反对票的(但后世所有研究此案的人大多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这种不重视普通人意见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普通人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反民主的精妙言论常常会赢得公众喝彩的社会心理基础),引起我注意的是后世的彻底民主派,他们认为雅典人的审判苏格拉底是个错误。但后世的彻底民主派却在用苏格拉底所发明的哲学彻底性来反对雅典民主派,这首先是个厚诬古人的年代错误。其次,后世的彻底民主派没有意识到,哲学的彻底性与政治的现实性几乎完全不能相容。也就是说,反对审判的后世彻底民主派要求雅典民主派追求当年朝不保夕的民主制度不可能追求的哲学彻底性。  
  
  事实上,不论当年雅典的现实还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都不可能把任何理论的彻底性付诸普遍的社会实践。因为任何把先进理论的彻底性付诸实践的社会运动,都会毁掉现实,毁掉一切哪怕原本先进的制度设计。即便是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其彻底性--而这正是哲学有权批判任何制度的根本理由,而且这种批判虽然永远不识时务,但却在长远的历史意义上价值重大。彻底性是哲学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政治追求的目标。所以民主制度也必须允许哲学家对之进行批判,因为民主制度(尤其是现有的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即便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社会制度,也决不可能是永远最好的制度,更不是最好的可能制度,因此民主制度也不能拒绝哲学批判。谁也无法断言,现有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说,现有的民主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但以往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制度,都曾经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然而如果没有对那些"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的哲学批
  
  判,那么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有史以来最好的民主制度"。因此,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有批判的权力;但是,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更应该理解政治的现实性,不能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彻底性强加于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不可能彻底,现实政治就是妥协,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容纳丰富、容纳多样、容纳矛盾。彻底性一旦实现,就扼杀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会像恐龙一样走上特化的不归路,当环境不适合这种特化时,任何特化的恐龙都会灭绝--这就是比专制制度优越的雅典民主制失败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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