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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济翔先生的这本小书涉及了诸多个人的经历。最引起我关注的是如下三位先生：杨兆龙、何济翔与冯英子。关于杨兆龙先生，书中收录了记者陈伟斯的《杨门浩劫》一文。作为国民党最后一位最高检察长，在1949年，杨兆龙先生选择了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继而担任东吴法学院的院长。他的厄运肇端于1957年发表于《新闻日报》的《中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一文。在今天，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杨先生的建议看起来是那么平常，它或许已成为了我们基本常识的一部分。但在那风雨前夕的日子，言说常识需要怎样的勇气？从“非常”到“常识”，历史不过走过了几十年，而对终有一死的个人来说，这个期限是他享有的全部光阴，他的所有梦想、努力、追求与幻灭所驻留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感恩于父辈的勇气与坚持。
从1963年到1977年，杨先生在监狱中度过了将近二十年。1977年被“特赦”，曾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其户口却不被公社接纳，因而，杨先生无法领取每月十元的生活费。监狱生活、物质的匮乏都没有完全摧垮杨先生。但是，当他最终从自己的学生那里知道：于危难时刻，他曾经无比信任的某人正是罗织罪名的神秘“导演”的时候，他终于不堪生命的重负了。“杨兆龙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从此，他一直沉默……如果他再坚持三个月，就可以活着看到他毕生盼望的重要法典颁布的日子了，他就会死亦瞑目了。”（页144）
其二，是何济翔先生自己的经历，它明白地体现在该书的目录中，——痛苦的批斗 / 从农村到收容站 / 江西铅山上海农场 / 马当采石场 / 彭泽芙蓉农场 / 悲剧的终结。“何济翔先生说，他之去做几十年农民，完全是出于他们小组长的作成。其实这种事也很多，右派在可划和不划之间，常常是由领导者一句话决定的。”（冯英子，序，页4）从法院的庭长到没有尊严的劳动者，二十年艰辛的体力劳动，期间多年经受饥饿的折磨，若没有乐观的态度、坚定的信念支撑，何济翔如何得以幸存？何先生对那暗夜一般的岁月的记述，在我看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监啸”。——“那时，我们身不由己，实际上过着囚犯生活。一天晚上，不知从何人开始，忽然宿舍中全体就业人员一起狂叫起来，顿时响成一片。……这次我有了上次的经验，自以为能保持清醒，决不随声附和，因此一听啸声起来，我就大声呵斥，想阻止旁人的狂叫，却不料我的大声阻止混入了大群人的啸声中……”用老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发生在群居人心理、生理的异常状态，是值得科学家研究的现象。”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同学们写作一篇命题作文，标题叫作“战胜自我”。十几岁的我举例说，像音乐家圣婴那样在苦难面前放弃生命是不可取的，人应当坚持。而今想来，这样的说法何等天真无知？赴死需要勇气，而在不堪承受的肉体和精神苦痛降临的时候，在被剥夺一切人格的处境中，去“活着”或许需要更多的勇气。人何以“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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