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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位先生的遭遇中，读者会看到法与秩序的缺席对社会和个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亦不难明了运动的步骤。先是取消个人的财产权，而后人丧失除却身体以外占有的一切；丧失了财产之后，人格成为无根之萍，继而是对人格和身体的毁损。——在群众激情的口号和雪亮的目光中，人的隐私和尊严变得无比奢侈、遥不可及。2那么，人将承受的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由此割断了与正常生活的一切联系，所能诉诸的或是对往日的追忆，——如诗人邵洵美，在监狱中，“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前幻想烤炉和火鸡那样，重温着过去”；3或是对未来的希望，——如何济翔先生，期待着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日。他惟独不能生活在“现在时”。
最后，便是序言的作者冯英子先生的经历。他的经历是特别的，正如他所言，“中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经受了这样的生活，我却逍遥法外，自出意外。有人问我：冯英子，你为什么不是右派？我笑着说：大概是我的祖宗积德所致。我当然是玩笑，其实真正说起来，其中可能有许多因果关系。” （冯英子，序，页1）让他幸免于历次运动的正是他无意识的行为。怀着建设祖国的热忱，在香港担任《文汇报》和《周末报》总编辑的冯先生急忙忙回到上海，随即被安排到《新闻日报》做秘书，后来颇为周折地才被调到编辑部。经过这番变动，冯先生懂得了“夹紧尾巴做人，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偶然地，冯先生没有把一篇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安排在第一版，当时他的同事们为此指责他的失误，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却微妙地成为先生“逍遥法外”的原因。
无疑，冯先生是饱含智慧的。经历了生命的种种离奇和荒诞之后，他平淡从容的文字流溢着对生命的追问。于是，让我以诗人穆旦的《智慧之歌》（1976）结束这篇文章吧。“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4
1 参见邵燕祥，“沪上法治梦”，载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3/2/class005300012/hwz119912.htm
2 参见王晓玉，“水清和她的男人们”，载《上海小说》2002年第2期。
3 张芙鸣，“诗人邵洵美的命运”，载http://person.zj.cninfo.net/~dongxi/magazine/1999/Lamp/lu07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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