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授课笔记。在中世纪，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教授们采用一种原始的方式：在黑暗的屋子里面讲课，这样学生就不能记笔记了。而今天，在美国，你从教授办公室的门口可以免费拿到讲授提纲与习题答案，学生笔记可以自由传阅。为什么？因为对属于专利的知识内容有了更高的要求，教授的知识专利主要在其科学论文与科学发现上。另一方面，教授的讲稿被广为流传对教授也有良性反馈，况且知识界圈内对抄袭的辩认极容易，抄袭的成本太高了。
　　
　　——复印机与出版业的关系。复印机曾被认为是出版业的丧钟。但实际上，便宜的复印很可能已经增加了对印刷内容的需求。比如，复印机的普及使图书资料的生产者可以对其产品（如刊物）索取更高的价格，图书馆内装有复印机会使图书对用户更有价值。
　　
　　——CD与软件的拷贝。一张盗版光盘的标价可以远远低于一美元，而且它们都是原作的完善拷贝。如果可以以极为划算的价格买到完善的拷贝，谁还会想买原版？这里也有一个威胁与正反馈的比较问题：一千名顾客每人付一美元来下载一份成本为几美分的软件，比100名顾客每人支付10美元购买一份生产与分销成本为5美元的软件赚的钱要多得多。
　　
　　这些议论当然不是主能取消知识产权保护，而只是为了提醒知识产权所有者，不应过分在意于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在《信息规则》的作者看来，如果你在出售或出租的时候失去了一点儿产权，那不过是做生意的成本而已。新书上网，或报刊上网，甚至你的部分科研成果上网，是会对知识产权产生威胁的，但对潜在的顾客来说，一份可以与人共享的产品，明显会比在控制条件由一方使用一次的产品要有价值得多。这里，难的是如何在“威胁”与规模经济的潜力之间进行得失权衡。既然有得失权衡，经济学就会运用优化原理，于是，知识产权的管理的松与紧两极之间必有最优解，挑战就在于找出使产权价值最大化的条件与条款。
　　
　　写到这里，笔者未免想到两件事。一是中国盗版书市场。盗版书对知识产权的侵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研究的是它是否阻碍了图书业版产业的发展？笔者在清华、北大经常逛盗版书市，发现买书者多是大学生与一般民众，教授模样的人很少见到。盗版书印刷质量差，这是明摆的，但仍有那么多低收入的人买它，原因在于，对于课余或业余读闲书的大学生与普通民众来说，缺个把字无关大局，凑合就行了。花5元钱看一本新的畅销书，值。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彻底取缔了盗版书市，这部分消费者是否会转化为正版书店的需求呢？未必。要他们掏3倍于盗版书的价钱去买干净光洁的正版书，还太奢侈了点，除非是必需的教科书。现在的情形是，一面盗版书市场几乎每周都摆出，另一方面正版书市场也红红火火。不然，正版的海淀图书城早该散席了。这中间是否存在正的反馈呢？未必不。让广大的低收入者通过盗版书接受新书的影响，这是违反知识版权的，作者与出版社要求保护甚至指控，这完全合法。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不妨想一想，这种声讨对出版业是否有利？在中国百姓还比较穷的今天，一个作家写的书，如能被摆在盗版的书市上，让普通民众拿从口中枢下的几个钱来买，可能更多的还应觉得是一种肯定。上盗版书市的，一定是畅销书，这比国林风、风入松排行榜还有效。人家实际上帮你作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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