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北大不注册的旁听。15年前，我的北大老师在几百人的大教室里严厉批评过驱赶外校进修生的事。他说，“北大对旁听生一问是不赶的，人家来听你的课，是尊重你，是对你的支持，北大历史上不乏由身无空文的旁听生而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思想家的例子，这是北京大学的光荣。”北大有严格的注册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不含糊的，允许外校生来听课，知识产权其实损害不了哪里去，更多的或许是正面反馈：通过旁听生扩大北大的影响力，吸收旁听生成为北大的新血液。这也应属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宽容态度。
　　
　　
　　
　　
　　四、锁定、转移成本与战略选择
　　
　　互联网、电子商务会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似乎人类经济会进入“无磨擦”的“超导”状态：李向阳鸣一枪，满街的人都趴下，他就畅行无阻。不幸的是，经济磨擦是绝对的，由此产生的代价与成本也是绝对的，只是成本的形式与磨擦的方式被打上了信息时代的烙印：当你从一个信息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时，你不得不放弃一大堆软件，甚至损失掉数据库，你必须重新接受训练，熟悉新软件的操作，有时，你还得忍受中断的痛苦。经济学把这一类成本称为转移成本。
　　
　　若你用过电脑，一定体会过从一种软件转移到另一种软件的代价。当这种转移成本很高时，用户就面临锁定（lock in）。锁定不一定只存在于信息时代。中国长期就被锁定在封建专制之中。对个人生活来说，如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成本比新生活带来的预望价值还高，也会被锁定在现有的生活方式中，这就是所谓的“惰性”。政府以优惠价让北大、清华的教授买蓝旗营高级住宅，但仍有不少教授没有买。为何？因相对于他们目前的住宅，蓝旗营的新住宅改善不多，而搬一次家所带来的转移成本实在不小。但在信息万变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单位若被转移成本锁定在某种行为方式里，垄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便会出现：如一家公司选定了思科系统公司的技术，将会发现，更换一个不兼容系统的成本高得惊人，企业便会被锁定在思科的私人产品中，任人宰割。
　　
　　于是就会有反锁定。在信息经济中，新企业要进入，首先得打破在位企业的锁定。于是，竞争的主要方式就是反锁定，而反锁定的主要途径不外三种，一是降低转移成本，二是提高新系统的性能与效率，三是摧毁在位系统的效率，比如以“千年虫”来破坏现存信息系统的贮存与操作能力。“千年虫”问题的出现，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动力：既有利于新进入者打破锁定，又为拥有降伏千年虫技术的信息系统公司提供锁定广大电脑用户的新手段。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