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这些看似成问题的批评，其实并不成其为批评。根据作者书中的表述，可以作出以下的回应。
就批评一而言，此一无奈事实，就是作者也并不否认。正如作者在《抗战前后的两种
宪法观》一文谈论宪政问题时所言，即行宪政也好，认为宪政不急于实行也罢，“实际上均系针对中国的宪政之一不得‘真正’实行这一尴尬而发”。对于整套法律，何不使然？问题在于，在法律的实行上，能否使之成为真正的法律，“活”的法。勿宁，这才是作者所关注的。在作者看来，“希望籍一纸立法自上而下一时间改变包括亿万人的生活方式在内，作为既定事实存在的社会本身”，则此种法律要么是“必犯之法”，要么是“必死之法”。在尚未具备立法条件时，硬要实行，则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破坏了大众对法律的情感。有法不依，实不如无法。可见，作者并不否认立法，只是立法应能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众的活法。而这在我国，益发显得重要。中国的立法必须虑及中国农村的亿万民众，必须反映中国人的人生与人心，这是作者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的。至于日本维新时代的做法是否妥当，在当今的日本已经开始进行反省，认为此种移植方式的效果并不佳（川岛武宜）。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正如作者所阐发的，此种以牺牲求发展的方式实不足取，因为“没有谁有权让别人作他理想的牺牲品，况乎这理想又总与暴力脱不了干系。”
对于批评二，则须从作者的立论展开。正如作者对于梁漱溟先生法律思想研究中所展示的，中国至少在两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首先，与西方的“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不同，中国是“伦理本位”。此种伦理本位思想表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瞿同祖）。其次是中国人特定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与西方人“为权利而斗争”，浮士德式的开拓精神不同，中国人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内圣外王，推己及人进而与整个宇宙的相互融洽共存。此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观，正是“我们从生活感受到的朴素心得，是从身心与自然应合中体贴得到的生活经验…”。如果这一分析言之有理的话，则中国的立法必须反映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与人生态度，那么是否冠以民族精神之名份重要乎？况且作者亦未拒绝对西方法律经验和知识的借鉴，如作者曾言，应“同时接引他方的法意与法制”，“于东，西长短处均有所体贴，均有所同情，均有所解救的思虑”。这样才能避免盲目的“法律移植论”者之天真或“西方法治论者”的激进，从而兼包并蓄，“以慢慢形成一种于中国人生与人心体贴扣合的法意与法制”。
批评三则多少有些误读。实际上，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只是提出一个法的解释范式。作者并无意构建什么恢宏的理论。作者深知体悟、磨炼之艰难与漫长，曾批评过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泰斗、宗师级大师的法学从业者。批评三所批评的恰恰是其自身，因为这无意中又犯了西方中心论者的弊病，过于自信其所秉持的西方利器“无坚不摧”，而这正是作者所反对的。退一步而言，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和法意与法制，也并不对应于法律实证主义，历史法学派和价值法学派，尽管其中会有些许的瓜葛。诚然，作者注意到立法的重要性在于对确定事实作出确认，这点与哈特教授的见解并无二致。但若从另一面，确定事实与规则的相合，多少又有“活”法理论的意味。就人生与人心而言，作者所关注的，毋宁是一种切合于中国人人生理想和态度的说法。虽然在强调法律的地域性和民族精神上若即若离，然立足点则不一样。如果说民族精神论提出之初是出于同一文明的时代状况不同的话，则在生活样式和哲学观念都不同的中国，则其之提出就显得最自然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