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生产力成为了统治合法性的指标，就等于宣布这个政权和这个政党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并没有神学上的和先验性的理由。接下来当90年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社会腐败及其他问题困境重重的时候，共产党政权万般无奈，就只能回过头来重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企图重新为一个世俗化的政权披上教袍。因为政绩带来的合法性，说到底还是成王败寇的实质。然而世俗化是不可逆的，一个已经去魅的政权怎么还可能回到蒙昧时代重塑金身呢？共产党最大的失败是在80年的历史和50年的统治中，满足于方便的借用“秦制”，而无法为自身计，为中国人民计，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建立一个世俗的合法性根据。
　　改革开放带来共产党政权不可逆的世俗化。使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危机。这个在新老左派眼里的“修正主义道路”，就是宪政体制的契机。我们要一个宪政体制，共产党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权的稳定。这两个目标其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为合法性的转换已经成为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不是腐败，而是统治的合法性，才是共产党岌岌可危的地方。我们看到，从“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到江核心的七一讲话，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开始主动的努力，努力为合法性寻求新的框架。
　　
　　
　　三、
　　腐败，其实也是一种世俗化。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铁板一块的抽象概念，更不再是一个纯意识形态化的团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来年前，共产党不仅要维护自己手上的权柄，而且要维持这种权柄的性质和来源，即意识形态本身的真理性和独占性。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像孔繁森这样的干部而言，仍然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但今天，一个由大多数贪官和经济动物组成的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它的底线已经降低了，它最关心的是能不能维持政治和既得利益的稳定，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对王宝森这样的干部来言，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本体性的价值。而仅仅是获得合法性的依据。如果换一种合法性的模式，而在新的模式中可以继续自己的地位，那么王宝森们其实并没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不再是造反者，他们吸取了暴力革命的悲剧，意识到社会进步的“路径依赖”，而不能靠造反和摧毁既有秩序来实现。所以他们也把目标降低了。自由主义不反对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也不希望这个拥有6千万党员和全社会绝大多数公共资源的政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自由主义者甚至希望共产党在未来可以看见的较长时期内，在向宪政体制转化的过程中担当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自由主义的目标只有一个：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但必须转变自己的统治方式，必须重建统治的合法性。
　　两方面的目标都有所降低之后，在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配合下，一个宪政体制的前景就是我们可以展望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孔繁森都变成了王宝森，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机会。因为你不能和孔繁森做交易，不能向他陈说利益得失。如果今天的共产党内到处都是孔繁森，中国就还只能在无法去魅的道德理想国中继续一个春秋大梦。就像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如果到处都是包公，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也就可能遥遥无期。但王宝森就不同了。尤其是地方当中的王宝森们，他们会很清楚的看清情势，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意识形态的背叛者。和失去统治地位、亡党亡国的高风险相比，他们最终会选择戴上一个紧箍咒。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对于共产党整体而言，是一个紧箍咒，但对于地方党组织的领袖们而言，民主化恰恰是他们摆脱自上而下的控制，获得更大权力的途径。因为任何民主，首先都是统治者内部的民主。就像自由大宪章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妥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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