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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县县长分房事件，促使其成为一个坚定的“恨坟主义者”。在现实国家制度中，特别是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下，普遍产生“恨坟主义”, 实在比较困难。基于个人经历产生的对土葬的强烈反对，与殡葬法规的要求出现一致化，充分带动、发挥出基层执法力量的作用，使一个土葬传统的地区，成为高火化率的地带,但这实在有些偶然。
而乙县，该县领导不具有甲县县长那样“恨坟主义” ，却因“侨属特批事件”引发法规执行波动，意外发现了行政罚款的增长。 火化率和罚款数目呈现出的、清晰的反比例关系，这使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机构，尤其具有财政压力的机构，不得不进行“理性”的、合乎经济逻辑的选择，这难免导致法规脱离立法宗旨，结合本土政治资源独立运行。
法律规则在不同执行者那里，经过不同把捏，呈现迥异的执行后果。 法律规则（姑且搁置规则妥善性评价），在人治体系内，显示了基于人意志差异的明显施行差异。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某省200余县市都认识到政治荣誉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利用罚款获取经济回报是如此现实，那么200余县市乘以119万的行政罚款，就等于2亿3千多万的民间积累，可通过此项法规的经济化的施行，转为基层执法机构所得。而这，仅是一个单项法规、一个并不起眼的法规的可能的施行后果。关键是，如此这般，资源依然在不当使用，只是“违法者”交了许多“学费”。
如果，一省范围内，数百件法规都如此运行，数百个2亿3千多万将会从民间蒸发。全国呢？即使我们打下无数个折扣，罚款法制给民间经济造成的损失，可推算出仍是“惨重的”。
我们不能期望基层领导都有甲县县长那样“窗含西岭千秋坟”的奇遇，即产生“恨坟主义”之类的因素，具有不可预期的性质。而我们可以发现，符合立法宗旨的严格执法与罚款数额,的确具有反比例关系,这致使达到合理立法目的,成为不可预期；而违法状态与罚款数额，又的确具有正比例关系，因此违法状态延续,成为可以预期。我们进而也就能发现，立法希望达到的目的，故而并不能必然达到，而是偶然达到。
符合立法宗旨的严格执法与罚款数额，具有反比例关系, 违法状态与罚款数额具有正比例关系，此种数理关系，可以解释现今罚款法制 （管理型法制和平形态）盛行的经济动因，也可解释法定大宗旨和目的，为何无法必然实现、社会总是处于“必要混乱”的缘由。
法律规则，难道如此黔驴技穷，任凭把捏？
取消罚款，改设其它处罚！某君闻此，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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