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菲尔德：这真是太有趣了。作为一个说英语的人，我对“真相与谅解委员会”的事实陈述和裁决的理解可能会不同于、甚或迥异于其他并非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
　　德里达：正是如此。在南非，被期待表达谅解的受害者主要是黑人，而非国大也必须向委员会汇报。黑人大多对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对谅解不感兴趣，他们需要正义，或者至少需要讨回一种说法，知道在自己的亲人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希望继续为亲人哀悼，而不是表达谅解。当委员会开庭的时候，常规法院也在继续工作。虽然委员会宽恕了某些人的政治过失，但刑事犯罪无法得到宽恕。因此，被迫向委员会报告的人们往往会辩解：因为这是一场政治较量，他们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将会接受并遵从委员会的命令，但他们不会承认有罪。
　　罗森菲尔德：我们能不能这样说：“真理与谅解委员会”赋予人们这样一种能力，使他们都以封存南非的这一部分历史，尽管是基于不同的个人原因？
　　德里达：这的确正是“真相与谅解委员会”的目标——封存。终结一个非如此便会永远循环往复下去的复仇过程，终结哀悼并开始为未来而筹划。曼德拉和他的同道们希望南非能够生存下去。他们知道：如果南非作为一个国家要继续存在下去，如果黑人和白人要继续在这同一片领土上共存，他们就必须共享哀悼的心情，以便分担共同的使命。
　　罗森菲尔德：您提到尼尔森•曼德拉，不知您能否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经被长期囚禁，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后来则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是通过什么来扮演自己的特殊角色的：是示范还是劝说？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吗？如果是别人而不是曼德拉成为南非的领导人，这种“治疗”是否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德里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无法给出简短的答案。当然，曼德拉个人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事实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他在监狱里呆了27年，离开那里后，他没有在自己的公共角色中表达出任何使别人能够觉察出的个人怨恨。是他决定组建这么一个委员会，其唯一目标是帮助实现谅解。我了解到，当他开始同白人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在某些时刻，某些方面，背叛了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同事。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与自己的同仁协商。他在这一过程上打上了显著的个人印记。
　　罗森菲尔德：现在我想请您就一个较为世俗的、但在美国引发了大量关注、评论和讨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所指的是与克林顿总统、他的被弹劾以及他作为一个总统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位来自于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分子，从哲学的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事件，您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同我们分享？
　　德里达：这可能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不过，还是让我给出几段短评吧。第一个是我的直觉性反应——也是许多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人士，尤其是法国人很可能分享的反应，那就是对这一故事中有关性（sex）的部分所招致的政治化和过分的媒体关注感到愤怒和反感。我发现这一属于私人生活的部分被独立检察官不仅是恶意地、而且是特意渲染地记载在他的官方报告中，而且被一群政客加以组织和利用。在欧洲，我们从未想像过这种事情会在美国发生。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