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虽不矛盾，但是途径是各不相同的。后者禁于已然，用刑惩治；前者则防患于未然，重在道德教化自我约束。德、法兼治，相得益彰。
所谓“德”者，实指“道德”，“公德”，“恩惠”，“养性”，“福利”乃至“感激”等等修身，正心、诚意之谓也。总之是：施德于民，人不为己，互济共荣。我国西部大开发就是一项德政，即以德治理西部的重大举措。战国时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在其名著《难一》中写道：“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由此可见，德治重在教化，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身先士卒，堪称表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它与法治明显有异：上修治者，下施于人，首先正己，然后正人，己不正焉能正人。这就为我们推行德治确立了一个前提：整饬吏制，使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应有高尚的德行，即道德、品行。“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就是说，这是做人的根本。故《左传》隐公十一年就记载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刑威，是以及邪”。这就辩证地论述了德治与法治相互结合，互补互济的辩证关系。“君子进德修业”，（9）富国强兵，天下方能太平。“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10），老百姓自然会拥护，你令行禁止。“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11）人们获得恩惠和福利；但若“无怨无德，不知所报”，（12）社会势必发生动乱。德治予民以福利，人们受惠，感激不尽，必然不会及邪、为非作歹。先御心、后御行，标本兼治，是为上策。御心者，端正思想，排除邪念，既无邪念，行为就不会侵害他人，所以攻心为上；御行者，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不能越轨，如有违反，依法惩治，虽可纠正，但已给社会造成危害，故为下策，两者结合，标本均得治理。
德治之要义有三：一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实惠和好处；二为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先人后己，堪称表率，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民富国强，社会安定；三为道德教化，端正人心，提高公民政治、思想素质，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敢于向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当前，党和国家对“法轮功”练习者的教育挽救工作就正是以德治理社会的生动体现和有效措施。只对那极少数组织者、领导者、指挥者又不思悔改的破坏者，才不得已而绳之以法，最终也党政军是一种挽救，使他们摆脱邪教的桎梏。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德治社会在我国法史前的唐尧、虞舜尚古时代就曾经出现过，故后代称他们为圣人，史不绝书，以示褒扬。考究其产生的根源，盖因其当时公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时人们的道德“意向”和思想“观念”，都是受这种经济关系所制约的。当时人们具有这些道德素质，虽无法律规范加以强制遵守，可人们都能自我做到并不萌发盗贼之心和尔虞我诈、相互攻伐的念头。这就是我国古籍中所记载的：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3）“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尧能单均
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14）的大同世界。由此可见，这种德治社会的治理方式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不是任何社会都可以实现的。时至今日，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得到。当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但是专门用来对付不同种族、民族、阶级以及肤色的人们，即马克思所说的“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认可”。（15）这只能说他们的道德沦丧殆尽，完全依恃暴力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这种只有霸道的“法治”是无德政之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