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该县粮食局发现了该库虚购粮食问题后，研究决定对该库虚购粮食按虚销处理。该粮库将28028吨粮食作了虚销处理。通过虚购、虚销，骗取国家粮食补贴339万元，骗取农业发展银行贷款3967万元。该粮库将骗取的贷款主要用于：(1)收购水稻1387万元；(2)归还农业发展银行贷款1200万元；(3)购置资材、议价粮油支出125万元；(4)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分别以粮库职工个人名义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村信用社开设30多个账户存款1255万元。[3]
对该案应该如何处理？从其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1)行为的主体，应该是单位即该粮库。因为，其意思的形成、意思的表示、行为的实施都是由单位而不是某个个人或个人的集合（合伙）完成的，它体现的是单位意志，谋取的是单位非法利益，因而，行为的后果就应由单位来承受。（2）行为的主观方面，属于直接故意，且以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为目的。（3）从行为的客体上看，它侵犯的是复合客体，有国家的粮食收购政策、国家的信贷秩序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的所有权。（4）在行为的客观方面，行为主体实施了伪造凭证、虚假购销粮食的手段，使用了“虚假的证明文件”。完全可以认为，本案在主体上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在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等方面也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因为
刑法中未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能对此案中粮库的行为课以“贷款诈骗罪”。
3、对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是否会因为
刑法未将其规定为“贷款诈骗罪”而定性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加以刑事制裁呢？
如前所述，现实生活中，由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大量存在，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就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 。[4]究其原因，因为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单位的责任财产一般都大于自然人的责任财产，因此，单位的还贷能力也会高于自然人。也正因为如此，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因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容易为人所忽视，因而更具迷惑性，其贷款诈骗行为的成功率相对较高。而且，从贷款金额上看，单位贷款金额也大大高于自然人贷款，因此，其贷款诈骗行为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更为严重。如此种种，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事处罚性显而易见，不容置疑。
众所周知，无论是贷款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都是从传统的普通诈骗罪演化而来的。而从贷款诈骗罪（也包括其他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上看，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以及诈骗罪之间极易形成竞合关系。且一般诈骗罪是兜底条款，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根据其行为特征规定有特别的罪名，则均可适用此一规定（但单位同样不是法定的一般诈骗犯罪的犯罪主体！）。因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且签订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因此，实际上，单位对外实施的民商事法律行为，不采用合同形式的极为鲜见。因而，单位实施的诈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他人的合法财产权，构成合同诈骗罪，所以，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尽管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却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对单位实施的诈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我国现行
刑法同样是将其认定为犯罪并进行刑事处罚的，只不过所适用的罪名不是“贷款诈骗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