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有所差别
　　一般地，政治现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青年时期的政治参与和政治领导。“从婴儿、少年到青年，一个人要经历一系列社会制度，他们也许会卷入改变这种制度的行列中。”[1]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从小在旧式学校念书，读过《三字经》、《诗经》、《孟子》、《近思录》、《日知录》、《四书集注》、《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同时还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盛世危言》等作品。其中，《水浒传》是描写绿林豪杰造反，反对腐败的朝廷和贪官污吏的故事，但不反皇帝；《三国演义》贯穿着儒家原则；《盛世危言》呼吁推进技术和经济进步，实行君主立宪，但也谴责洋人对华人的态度。毛泽东的少年时代，经历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黄兴刺杀朝廷官员，湘鄂边界的反清大起义等，这些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毛泽东的知识，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这使他懂得，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真正出过国，缺乏对国外的真实感受。
　　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仍然深受童年少年时代那种农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认识到土地改革是解决农民总问题的最好办法。毛泽东的理想是消灭封建剥消制度，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均平富”的带有浓厚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到建国后形成了“共产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现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的作用，强调了党领导农民的重要性，科学地分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状态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还实行按阶级成分定罪。这些为他在建国后的阶级处理打下了理论基础。另外，从秋收起义到建国时的长期的革命战争养成的军事领导方式的习惯，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受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再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挑起了边界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国内“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采取非法律的手段。
　　从毛泽东经历的社会环境看，国内经济文化落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大量文盲存在，科学技术落后，刚从旧制度脱胎出来，旧思想旧势力存在阶级斗争复杂，没有建立健全法制的根基。国际方面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再加上苏联的翻脸和国际国内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形成了一个闭关锁国的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再加上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阶级斗争和反帝防修成了绷得很紧的弦。
　　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从16岁起，就到欧洲勤工俭学，接受了欧洲工业文明的熏陶。当时的欧洲，由于工业化的扩展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传播，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进步和民主化的进程，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突飞猛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平等思想、人权思想、效率思想、分工思想得到贯彻，法律逐步得到完善，人们享受着法制带来的实惠。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工人运动十分高涨，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邓小平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思想逐步发生变化，走上了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道路。邓小平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俄国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一段极为宝贵的人生阅历和国际性的调查研究，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他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民主和法治的目标，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的民主法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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