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法院裁决结果的效力。刑事诉讼中，对于法院作出的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在5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2）错误管辖的后果。笔者认为，如果不建立管辖错误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鉴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了案件，或者法院错误地驳回了当事人对于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那么法院已进行的诉讼行为无效；在二审中，二审法院应当以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三） 建立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面临的障碍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虚无，其他的救济途径不畅通，尽管上文笔者对完善的刑事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进行了设计，但并不代表该制度在现实就肯定会“符合国情”，得到执行。我们要重视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的障碍，对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
首先，在观念上，基本的程序正义观念没有确立，程序意识贫乏，人们普遍认为刑事诉讼本质上是追诉、打击犯罪的活动，没有也不宜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太多的参与。
与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
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制度[1]，其成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认为刑事诉讼比民事、行政诉讼等更多地涉及到“公共利益”，刑事诉讼本质上是追究、打击犯罪的活动，国家机关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不允许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对法院管辖权的随意质疑，以维护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
同时，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一般公众，本着对犯罪的仇恨，本能地认为进入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不是“好人”，有罪推定的观念盛行，人们难以容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扩张，认为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职权活动，当然不允许刑事被告人等像民事原告、被告那样随意地主张自己的权利。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当然也不例外。
另外，刑事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的确立，是应当在一个程序意识非常发达，程序正义观念得到普及的国度里才可能存在的，而在我国当前情况下，“程序法盲”大量存在，人们（既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程序意识不强，认为只要结果正确，程序上有所瑕疵不重要；只要我这个案子判对了，属于哪个法院管辖无关紧要，在这么一种程序虚无的社会观念和氛围下，刑事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是难以有生存土壤的。
其次，在体制上，我国的司法制度不独立，诉讼程序民主性不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完全确立。
一方面，在我国刑事诉讼，像聘请律师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等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非常重大的权利，尚且要么没有确立，要么残缺不全，那么对于管辖权异议这么一项“小”的权利，当然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性、人权保障性不够，导致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
另一方面，在整个司法制度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不独立，它要受制于人大的审查，检察院的监督，行政机关人财物的控制，政法委的直接干涉，各级领导的行政管理，在这些情况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往往会成为某种法外干涉或者“协调”、“配合”的结果，尤其是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由何地何级法院早就内定了，根本没有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空间。
因此，在我国刑事程序民主性没有根本改观，司法独立地位未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的确立，只能是隔靴搔痒，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我国整个刑事程序的裁判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我国《
刑事诉讼法》尽管是一部程序法，但是在“程序法”中并不重视“程序”，许多制度连基本的诉讼形态尚不具备，职权主义太强，否定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参与，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措施缺乏，程序违法没有后果，整个刑事程序的裁判体系没有建立，管辖权异议的裁决体系作为其中的一环，当然也处于虚无的状态。
结 语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尽管是一项小的“权利”和“制度”，但是千一发而动全身，透过该制度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的问题。
刑事案件管辖权异议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其意义在于促进诉讼中以公权力行使为主到当事人诉权实现的转变，但在我国程序正义理念缺乏，有罪推定意识厚重，诉讼上的高度职权主义，程序上的非民主，体制上的司法不独立，整个刑事程序性裁判匮乏的情况下，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毕竟十分困难，或者即使建立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