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多花时间用于阅读和评审博士论文，情况会稍好一点；但由于委员们用于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的时间毕竟有限，更由于难以克服的知识结构上的欠缺，这种设想必然效果有限。我们必须寄托于一套良好的评审程序，用程序来实现效率，用程序来保障公正。就本案而言，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给刘燕文一个在各位委员面前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结果仍然是否决，也应当把结果用书面形式及时通知刘燕文本人，并给出一个理由。这样，至少不会让刘燕文感觉“在他们眼里，毁掉一个辛辛苦苦二十几年的学子，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更不会让刘燕文产生“抱着炸药包冲向人群”的激愤的幻想。一个良好的程序，不但有助于实现结果的正确或者公正，也有助于当事人对程序结果的尊重。遗憾的是，北京大学忽略了，或者说，它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
尊敬的法官们，请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畅想，我谈的是一个法律原则，一个博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必须履行的程序原则。
也需，北京大学会争辩说，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确实，如果把法律仅仅理解为立法机关制定并记载于纸上的条文，我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条文”专门就此作出明确规定。是否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中说明理由、是否用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属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尽管没有一条法律条文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这样做！被告北京大学没有履行这些程序原则，其所作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
我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据《
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即构成违法。如果对54条作一整体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滥用职权是指滥用行政裁量的权力，包括滥用程序上的裁量权。被告北京大学对正当程序原则的严重违背，已经构成滥用职权。
应当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的判决。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因田永考试作弊对其作退学处理。海淀法院判决认为该退学处理决定不合法。在判决理由阐述中，海淀法院称：“……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同本案情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海淀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作为典型案例公布。该案作为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决的先声，对今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