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融资这个最本能的愿望以外，赴港上市的民企还怀着另一份美丽的梦想。众所周知，香港股市是一个较为成熟而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在这样一个优质优量的市场中成功上市并站稳脚跟，将是民企转变管理理念、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管理模式，最终提高综合实力的契机。同时港市原汁原味的英美监管模式，也会让民企在公司内部制约机制、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审计制度等方面都尽快适应国际化标准，并为以后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准备。于是走这样一条国际化的捷径成为民企得以脱胎换骨、打造国际品牌的梦想。
　　二、 假相被拆穿了，梦想破灭了：
　　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于2001年7月19日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招股价定在1.48港元，市盈率为6.45倍，超额认购达78倍，募集资金6.14亿港元。（来自《财经》2002年第20期，第29页。）在当初的招股书以及2001年的年报中，欧亚农业都以“高科技农业”新兴产业的形象展示给海内外投资者一片大好势头。根据招股书所言：自98年 月至01年4月欧亚农业的营业总额从8，472元人民币提升到353，038元人民币，增长了40多倍。（摘抄于欧亚农业招股书http://www.euroasia.com.hk/）在2001年报中又显示：公司营业总额为11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净增64％，净利润为5.2亿元，比2000年增长三倍多，每股盈利0.37元（摘抄于欧亚农业2001年年报之综合损益表 http://www.euroasia.com.hk/）。如此神话般的利润增长一开始成为了股民跟风追捧的巨大诱惑力，也赢来海外投行和基金的眷顾。可是随着证券分析师的质疑和媒体揭露事实真相的追踪报道，不仅是欧亚农业董事会主席杨斌本人因涉嫌偷漏税、违法占用农用地被内地检察机关审查，整个公司业绩、关联交易活动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都受到了媒体连篇累牍的非难。在接受这些拆穿假相的评论之前，让我们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欧亚农业公司内外部结构的庐山真面目。
　　欧亚农业与沈阳欧亚农业、欧亚集团以及杨斌个人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关系。杨斌于1987年投资创办了欧亚集团，并于1998年全出资创办了欧亚实业子公司，同样经营花卉、植物培植业务。另一方面，2001年9月进过公司重组欧亚农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又在香港上市，其中杨斌通过其100％控股的全外资公司（Wise Capital）占有欧亚农业共72.3%的股份，并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是公司法人代表。而2000年在沈阳成立的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香港欧亚农业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实际经营主体。这样杨斌就凭借着企业间的关联关系，成为实际控制着多个公司的控股股东兼决策和管理公司事务的关键人物。除去杨斌个人持有的近三分之四的股份以及大量的公众投资，我们很难想象欧亚农业其他董事成员和小股东中还有人会持有相对多数股份与绝对大股东相抗衡。在这种私人控制型的家族产业里，无论其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如何按法律规定来架构，所有内部制衡机制都会因绝对控股权的大股东的偏好而左右。在这种大股东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内部控制下，还能说什么董事的忠诚义务、诚信义务以及竞业禁止义务呢？当民企老板的私人钱袋与公众股股民的钱袋放在一起，谁能保证民企老板在为投资者奋斗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的手伸到大家的钱袋中为私人牟利？再加上大股东私人产业的相互交织，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而为私人圈钱就更加防不胜防了。因此在笔者看来，欧亚农业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舆论界提出的“诚信”问题，而是植根于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天生性缺陷。一股独大的私人股东一方面控制了股东大会的多数投票权继而控制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管理层的人选；另一方面私人控股更加灵活，没有像国有股股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的诸多掣肘。这样没有了有效制约机制的权利享有者，必然从上市之初就具有了对公众投资者的剥夺性。
　　从格林柯尔因技术受质疑惨遭基金洗仓，到超大农业大幅跳水、欧亚农业停牌风波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企股股灾，投资者纷纷从对内地民企的满腔热情中清醒过来。而今的评论界充斥了各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检讨来针对以欧亚农业为代表的“农气十足”的内地民企股；充斥了各种对民营企业家族式低级管理以及诚信意识淡薄的批评。甚至有人评价内地民企将国内A股市场的坏习惯带到了原本以“披露、诚信”为立场的香港市场。不管这种“一竹蒿打翻一船人”的连坐效应对于其他苦心经营的大多数民企是否公平，起码短期内在港民企很难重新赢得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而且对民企已充满戒心的资本市场，对于即将上市或试图上市的企业来说无疑会付出更大的融资成本。对照当初民营企业的踌躇壮志，而今腹背受敌、举步惟艰的境遇真有些“人生大起大落”的戏曲性变化。如果这种恶劣的环境不能得以改善，港市中的内地民营企业将会失去他们孜孜以求的直接融资渠道而难以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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