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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质表现在其基本职责中，即发现（discovery）和解释（explanation）（《本质》，页５、８）。“发现”的主要功用是陈述和测定自然界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这类叙述又可称为“命题”，而“命题是任何一门科学最重要的产物”（《本质》，页６）；“解释”的功用是对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现象做出叙述，但却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或笼统的叙述；在社会科学中，“所谓一个现象的理论，就是一套对此现象的解释。只有解释才配得上用‘理论’这名词”（《本质》，页１８）。有了发现才算科学，有了解释人们才能判断这门科学成就的大小。然而，从发现和解释的运作看，如果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游戏，那么研究者就一定要像玩其他游戏一样按照规则来玩，而在《本质》看来，社会科学理论最基本的规则就是研究者必须陈述真命题和引用合乎规定的演绎方法（《本质》，页２２）。 首先，在社会科学中，一如在其他科学，陈述真命题是一种基本的要求。那么何种叙述才是真命题呢？《本质》通过对“波义耳定律”与马克思一段经典叙述的比较，回答了这个问题。
１，波义耳定律指出，气体的体积和压力在密封的容器中成反比。此一叙述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关系的主题，即气体和容器；二是这两项主题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对压力和气体这两项变量的比较，我们得知此两项变量的关系成负相关：如果压力上升，体积就缩小。
２，马克思的“法则”指出，生产方式的组合，决定社会上其他一切活动。马克思的这个叙述已然超越定义，相当于一个命题，因为它确立了两种现象（变量）——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其他一切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未被特殊化，它只告诉我们它们间的因果关系，即前者决定后者（《本质》，页１１）。
波义耳定律指出，如果压力上升，气体体积就缩小。马克思法则指出，如果生产方式改变，社会上其他活动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换言之，波义耳定律明确指出什么会发生变动，而马克思只指出有些社会活动会改变，却没有指出什么社会活动会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因此它不是一个真命题，而是一种“引导性叙述”（orienting statement） 。在社会科学论著中，引导性叙述俯拾皆是，帕森斯和席尔斯关于任何两个人的社会互动，其行为都被对方行为所制约的叙述，极为重要，但却因为它并未指出一个行动的改变如何影响到其他行为而亦只能成为一个引导性叙述。当然，《本质》并未完全否定引导性叙述的意义，因为它告诉人们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和应当从什么角度去研究。如果根据马克思的叙述去发掘社会事实以印证它的准确性，这样的过程便具有更多真命题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将引导性叙述误认为是科学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推理的结果，引导性叙述毕竟“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真命题，因为它们无法预测，更谈不上解释”（《本质》，页１３）。《本质》最后指出，“就拿三角函数f(x)=y来讲，如果x变了，则y会变成什么？不要只回答我说，y将要发生变动。肯定地告诉我， y会变成什么！站出来，告诉我这个答案！”（《本质》，页１４）
其次，《本质》指出，虽然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以真命题的方式测定和记录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可是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唯一任务，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对某个现象进行解释，不论是对某独立事件做一般化概念性的解释，还是采用命题叙述予以解释，都表示这个发现是一组普通命题，它们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经过一套最严格的逻辑演绎过程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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