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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应然性”给法哲学带来的后遗症有多重。在西方法哲学所勾画的“应然性”逻辑毛病百出的情形下，以对“应然性”提出不屑一顾挑战的后现代法哲学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学术市场。卡尔-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在《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的论文中对“应然性”的价值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为了研究起见，可暂时划分“现实”和“应当”，意思是在确定研究目标时，必须诉诸价值判断，但在研究“现实”本身时，对有关事物关系的观察、说明和确立应尽可能不受观察者意愿或伦理观念所支配。[114]
所以，尽管“应然性”作为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是，真正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应然性”却很难获得。特别是尚未对求证“应然性”的方法达成基本共识。近现代西方法哲学并没有跳出“假设”的自然主义思想的框架，“应然性”的形式逻辑特征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
二、 “应然性”的性质
毋庸置疑，在“应然性”的实体内涵不能通过固定的逻辑形式表述出来的情形下，回到求证“应然性”的方法上成为揭示“应然性”本质所绕不开的卡夫丁峡谷。而要获得可靠的求证“应然性”的方法，必须以弄清楚“应然性”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准备证明什么。
首先必须研究的是“应然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属性，这种属性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一种判断。很显然，“应然性”的核心概念是“应该”，而“应该”的本质是对某种事件发生原因或发展结果的带有肯定性的逻辑判断。[115]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应该”建立的是一种肯定性的逻辑联系，具有逻辑上的“决定”意义。因为在非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下，不可能产生“应该”这样的价值判断，所以，在非决定论下，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存在确定性的逻辑联系。只有在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下，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稳定的逻辑联系的前提下，根据同样的原因可以作出“应该”产生同样的结果的逻辑判断，或者是根据相同的结果可以推论“应该”存在相同的原因。因此，“应该”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建立的是“同一性”[116]、“连续性”或“间性”[117]的逻辑联系，“应然性”属于一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针对因果关系的。故简而言之，“应然性”是指因果关系的确定性。
其次，作为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应然性”的表现形式是由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所决定的，“应然性”所依赖的因果联系主要包括“必然性”、“可能性”等属性范畴。“必然性”具有较强的决定力量，它可以从现在推及未来，具有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段的作用。因此，在“必然性世界”中，“现在”是“过去”的“应然性”的产物，“现在”又是“未来”的“应然性”的依据。但是，“必然性”中隐藏着的“无限性”会从根本上否定“应然性”的存在，因为对于不能证明的“无限性”只能保持沉默。“可能性”与“应然性”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应然性”只有在可能的世界中去寻找，而不可能在不可能的世界中获得。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可能”=“应该”。[118]在可能的世界里，“应该”是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逻辑的可能性。
最后，“应然性”不是一种客观属性，而是一种价值属性。对于在人类产生之前已经存在的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应该”的判断，而只存在“客观性”。作为价值属性，“应然性”不可能离开价值主体属性的影响。所以，“应然性”服从于价值主体的属性，即作为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应然性”实质上是受作出“应然性”价值判断的主体意志属性和利益属性支配的。尽管这种支配关系具有某种客观性，但是，“应然性”不可能超越于主体性。所以，“应然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体，由“应然性”所支撑的因果关系不可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规律”，而只是基于主体性建立起来的“规范”。“应然判断”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规范判断。
三、“应然性”的证明路径
由于“应然性”以“应然判断”为基础，所以，“应然性”的逻辑结构必然包含着判断主体、判断对象、判断形式、判断结论等逻辑要素。这些要素对构成“应然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基于判断对象与判断主体之间的关系、判断主体对判断形式的运用能力、判断结论对判断主体的意义的不同，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获得“应然性”的判断形式和有关的判断结论。
1、 “应然性”的本体论证明
“应然性”作为一种价值属性，体现了“应然判断”逻辑过程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如果在作出的“应然判断”逻辑形式中，被判断的对象与判断主体之间缺少同一性，或者是说，被判断对象根本不受判断主体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主体对被判断对象所作出的任何逻辑判断都带有不确定性，只能产生事实判断，即什么是“是”的判断，而不可能产生什么“应该是”的判断。而从“是”的判断很难推导出“应该是”的结论，只可能产生“肯定是”或“可能是”的逻辑判断。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根据这个事实判断，可以得出两种结论，一是“太阳肯定仍然会从东方升起”；二是“太阳可能会再从东方升起”，但是，却很难作出“太阳应该始终从东方升起”的结论。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这种事实判断中包含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有不确定性，而一旦据此作出“太阳应该始终从东方升起”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事实。很显然，对这样的事实是无法加以有效证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体论的证明方法主要以事实判断为核心的，所以，在事实确定的前提下，本体论必然要支持寻找构成某事实的原因，也就是说，肯定某种“之所以如此”的前提条件的存在。[119]本体论存在的意义就是以果推因，并以此来建立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120] 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科学——经验知识，一方面来自“感觉”，由感官接受来的外来信息后被称作“感觉材料”（sense-data），另一方面有先于感觉的逻辑结构形式，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对“现象”界，就能“把握”住它们的规律。“实践”根据的是“应该”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事”本不该“这样”，于是我要“改造”它，使之成为“那样”。“应该”的原则，意味着有不同于“这样”的“那样”（另一个）“事”“在”[121] 。
鉴于本体论对“原因”的高度关注，所以，从本体论出发对“应然性”的把握实质上突出事物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特征。“正当的”、“合法的”往往也就是“应该的”。不过，由于“正当性”存在着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因此，带有“无限性”特征的“正当性”很显然不能很好地建构“应然性”的基本逻辑框架。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必然会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问题。
2、 “应然性”的认识论证明
由于本体论对“应然性”的解释不能很好地解决“无限性”对“应然性”的影响，因此，要获得一种可靠的“应然性”，首先必须斩断“无限性”的逻辑根基，将“应然性”限制在“有限性”的幅度内讨论。
要解决“有限性”的逻辑形式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判断主体与判断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判断对象的自然，其“无限性”是不受判断主体判断能力的影响的，因此，判断主体在认识判断对象时，对判断对象的“无限性”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无限性”就受到了认识论意义上的“有限性”的限制，也就是说，超越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有限性”来谈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无限性”对于判断主体来说是无意义的，尽管这种“无限性”可能是一种事实，具有客观性。
由此不难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桥梁，即不完全受事实客观性和价值主观性支配的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也就是说，为传统法哲学所忽视了的“不得不”的能力判断。由于“不得不”能力判断的存在，使得以“应该”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形式获得了基本的逻辑前提条件，即“不得不”可以被视为最低限度的“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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