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紧急权在宪法制度上已经作了不同的规定，但与紧急权相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宪法学的高度重视。毋庸置疑，“紧急权”是指“紧急权力”，是就国家机关依据
宪法的规定所享有的“
宪法权力”而言的。但是，在现代宪政的理念下，由于“
宪法权力”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国家机关行使“
宪法权力”必须以“
宪法权力权”为基础，没有“
宪法权力权”作为“
宪法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那么，国家机关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就不是“
宪法权力”意义上，无法通过
宪法作为“法治法”的精神实质来加以评价。所以，从此角度来看，“紧急权”的存在并不会影响
宪法的价值基础，因为只要在紧急状态时期，有关的国家机关仍然按照
宪法所规定的“紧急权”来活动，那么，这样的“紧急权”仍然是合宪的。问题是，象1976年《阿尔及利亚
宪法》所规定的“在战争状态期间，
宪法暂停生效，国家元首行使一切权力”的规定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
宪法不可能把“
宪法权力”授出去，而自己却消失了。尽管在战争期间，总统行使一切权力是由
宪法来规定的，但若是“
宪法”暂停生效了，就无法保障总统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了。因此，要保证紧急权的正当性，在紧急状态期间，
宪法绝对不能暂停生效。
宪法在形式上必须存在。至于说，在紧急状态时期，
宪法的部分条文暂停生效，从
宪法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因为实现
宪法功能的途径有多种多样。即便在紧急状态时期，国家机关掌握了比平时更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性质上仍然属于“
宪法权力”，是符合
宪法自身的价值目标的，因此，不能视为“违宪”。
在“合宪”意义下的“紧急权”无疑对平时
宪法状态下的“
宪法权力”与“
宪法权力”之间的关系、“
宪法权利”与“
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
宪法权力”与“
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国家机关通过行使“紧急权”获得了相对于公民来说更大的行为逻辑空间。“紧急权”的“
宪法权力”特征表现在对“
宪法权力”结构的改变，一般扩大了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议会的立法权和法院的司法权受到了限制；“紧急权”的“
宪法权力”特征还表现在消弱了“
宪法权利”对“紧急权”的对抗能力，同时也减少了“
宪法权力”在保障“
宪法自由”，特别是在保障基本人权中的
宪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