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详细分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阶层，他写道:“目前，我们可以确定上层建筑中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13]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它的国家机器，而恰恰就是缓慢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内部结构不是靠伦理道德或等级制度来维持的，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4]，“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15]在利益原则的衡量下，统治者的神圣光环消褪了。市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毫不吝借武力，迫使统治者颁布维护市民权的法律，修改古老的习惯，使城市法发展成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保障体制[16]。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契约”的观念、评价政府“合法性”的思想，均根源于市民社会这一现实的基础。从中世纪城市市民反抗封建势力、制定法律、组织自治共同体的活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理论的端倪。“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与销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17]他们不断为此而斗争，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
　　　　　　　　　
　　　　　　　　　　三
　　
　　在论述中世纪文明史的任何文章中，都不能遗漏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学、教会及思想，在谈论中世纪城市及城市法时，这一点则尤为突出。如果我们不清楚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或多明我修会、法兰西斯修会在那时做了些什么，这种研究就必定是有极大缺陷的。由于教会和大学在那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探讨。
　　
　　当蛮族部落在公元4一6世纪汹涌南下，摧毁罗马帝国那些曾经坚不可摧的城池时，他们几乎与此同时拜倒在耶酥基督的脚下。罗马的辉煌文明也得以在教会的卵翼下保存下来，其中也包括罗马法学。许多僧侣同时又是渊博的罗马法学家，他们把罗马法的因素散布到教会法和蛮族法典之中，对这一时期的法律起着潜在但又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12世纪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知识的赐药所从修道院搬到城市。由于受罗马拉泰郎第三和第四两次会议(分别于1179年和1215年召开)救令的鼓励，教会办的大学又复兴了”[18]。梅特兰称那个世纪(12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学生们从西欧的各个角落云集到意大利，好像那里发现了新的福音。到那个世纪快结束时，神学的地位衰落了，宫廷艺术也受到鄙视，塞尤斯和提修斯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幽灵逐出校园，人们在大学里学习法律，而且只学习法律”[19]。大学成了传播知识的中心，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反映器和社会思潮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这些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新的权力人物一毕业生。与凭藉门第和血统的贵族比较，这是中世纪城市产生的第二类贵族”。[20]多这批新贵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法学家或法官，还有一些进入市政机构，他们从罗马法中学到了市民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一市民法(Civil Law)，通过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将其融入城市法的机体之中。以比萨为例，在1160年颁布法律之前，那里就形成了由三种法院所构成的司法体系，即习惯法院、法典法院和上诉法院。习惯法院(Curia usus)由5名法官组成，其中有l名必须由法律专家充任，法典法院(Curia Legis)有3名法官，都是法学家，上诉法院也有5名法官，其中2名是专家。此外，在市政委员会和市政厅中，也有许多受过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罗马法思想鲜明地体现到了1 160年法典之中。[21]难怪有人在谈到那一时期城市的法律状况时写道:“在政府宫廷内使用的法律规章要注意到法学家们以前起草的‘全部法律条文’。这是一种专业语言，但它指导着一切司法关系并保障着秩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市内，法律应得到尊重，违反法律的人将遭到严厉处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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