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私人经济从被敌视到被漠视到受正视到受重视，地位逐渐提高，相应地，私领域逐步扩大。但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私有财产地位不确定，国家仍然垄断主要的资源并死把着管制手段，私领域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政府，另一方面由于私人获取财富的机会丰富，私人财富大量增长，人们愿意也有能力为争取、巩固并扩大发展空间采取贿赂手段，官员手中的权力变成了寻租的资本。因此，腐败甚嚣尘上。究其缘由，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国家--私领域的非平衡性。
这种非平衡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传统的私有制国家也同样出现了。政府像一个神奇的吸管，吸走了税收和权力，然后吐出财富。政府所创造的财富形式有：收入和福利；工作；职业许可证；特许；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服务。这些财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逐渐取代传统的私有财产的地位，人们越来越依赖和政府的关系，靠由政府根据所谓的"公共利益"决定发放条件的赏赐（government largess）过活。这种依赖性又造成对政府进一步依赖的恶性循环，使个人和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承受很大的压力，它毁坏了个人主义和独立性的基础。对于政府赏赐，法律不承认人们的财产权，政府享有广泛的决定给与或者收回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滋生腐败：私经济领域有些受益，有些受损，造成不平等；政府和那些关系户结成伙伴关系(partnership)，促成其目标的实现；在与对手的冲突中，政府权力机制被关系户利用，成了私人手中的工具。政府赏赐的哲学在根本特征上与封建主义雷同，因此，公共利益国家被称为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31]。
西方学者所谓的新封建主义相比我们的计划经济，甚至经过二十年改革后的今天乃小巫见大巫，何足为奇！他们的惊警从关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立场看却不无道理，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私领域的非平衡性是腐败的温床。
前面提到，绝对地消灭腐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灭私欲，一是灭权力。虽然我们不愿也不可能从整体上取消国家权力，但是部分地取消、放松国家管制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只要取消多余的许可、审批，政府程序公开，腐败便自然会减少。因为腐败对于行贿者来说，就是一种机会成本，一朝用不着投入这些成本，任何理性的人自然都不会花那些冤枉钱。加入WTO的机会史无前例地向我们明确提出了非管制化，如何划定权力的边界和限度呢？我们历来只作实用主义的判断，何曾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立场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认真对待效率，更要认真地对待权利和自由。只有在兼顾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五、结语：让权利所有者教会执法者如何执法
列宁于1895年秋末写过一篇《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文章。这篇论文（我认为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文）值得我们每个公法研究者（包括
劳动法研究者）仔细研读。1886年俄国迫于工人的压力制定《罚款法》规范厂主对工人的罚款。为了执行该法，政府设置了视察员，但视察员袒护厂主规避法律，导致工潮发生，政府才下令取消厂主的一些规避措施。对此，列宁写道，"实行法律的不是工厂视察员先生，而是工人自己，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不让别人愚弄的，是会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可见工人教会了视察员实行法律。"[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