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套丛书冠之为《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就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表面文章，它有学理的考虑，这套丛书希望在学理上有所打通，实现法律与政治的二元互动关系。当然，如何把社会政治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如何把法律问题转换为社会政治问题，涉及的面很广，问题很复杂，各位作者的观点和主张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相互对立，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不同理论之间的张力恰恰是这套论丛的期望所在，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使政治与法律研究方面的不同思想在此有一个充分表达、沟通和论争的空间。
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现时代的独特性或者中国问题。我感觉这套书之所以推出，或者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还是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有它的独特性。这套论丛从目前第一辑的内容来看就有所体现，我想在未来积累起来的诸多书里面会更加明显，就是中国问题的背景。我国的社会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建设迫切需要理论家们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自己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研究、理论方案或者理论创建。这里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制度建设，它面临着政治民主、混合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层面问题要解决，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同步的，一方面中国现时代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或者混合的立宪政体，但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完成从王朝政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两个政治与法律上的伟大任务在二十世纪都还没有完成，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其次，在上述两大任务之下，还凸显出另外两个主题，即个人自由权利、经济权利等与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条线，一个是诉诸于正义的法律保障的个人主义维权的路线，一个是寻求国家利益、民族共同体在世界体系中何以立足与发展以及合法性的路线。与此相关的，就可能出现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两难悖论。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近期又出现了新民本主义以及国家主义，还出现了保守主义。关于政治认同问题，我主张政治保守主义，我们以前谈文化认同、文化保守主义，但政治认同，或者说中国的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才是近百年中国问题的核心问题。内政外交涉及到自由的个体以及共同体的国家利益，它们都是政治与法律相关联的问题，显然也都是这套书里面隐含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年的政治传统，又是在二十世纪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育之中，这都涉及到中国目前政治、法律的关键问题，所谓中国问题，我认为类似德国问题，普通法是好的，普通法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我们十分需要，但我们没有英美国家那样的幸运。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论
宪法政治》的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
基于上述的种种考量，我们试图通过《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来展示两种资源和一个原理，具体说来，就是在经年的努力中使论丛在思想研究的路径上基本包含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方古典和现代政治与法律思想的研究，二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政治与法律思想的研究，它们是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三是一般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原理研究或创新，通过东西方现代和古典思想资源的讨论研究，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为中国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我想这是每一个学者的内在愿望。具体说来，论丛不拘形式，有个案研究、人物专论、学派探索，我们不主张这套书就形成一个原理，每个作者都有每个作者的原理，论丛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大家都想追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原理，这个原理到底在哪里？需要各自结合中国的现实去寻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主张社会缓慢的进步，缓慢的进步也是自生秩序，现实如此，理论也是如此。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三五年下来，我们就有四五十本书，那时再开会议，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学者，不是鼓动家，学者拿出的东西就是文章、专著，它是我们的志业，比说其他的废话，干无用的事情更实在，更符合我们本性。
季卫东（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
刚才李霞和高全喜把丛书的起因、设想以及今后的构思做了介绍。这套书的全貌我今天才看到。对于《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短时间内做出这样的成就，而且做得很好，我确实感到高兴。关于丛书的整体架构，高全喜讲的非常好，我都同意。在此我只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世界共性也有民族个性，无论如何，我们要从中国社会演变的角度来看待，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过程中，发展速度极快，现实往往走在思想理论的前面。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决断很危险，没有理论创新的制度改革必然产生缺陷。恰好这套丛书填补了这个薄弱的环节，视角十分恰当。
我们知道，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一个政治与法治的前提，理性的民族主义和价值的多元主义会成为民主主义的支撑。显然，这套丛书与现代化的政治和法律逻辑是相吻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跟二十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全球化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ＷＴＯ体制遭到挫折，两国关系和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但从交通、电讯等技术层面、从经济本身的市场运作过程来看，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人、财、物的跨境流动必然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运作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当然不光是对中国，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样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所以各国的历史经验需要借鉴，需要探求思想和学术的新范式。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新的风险，这就对未完成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谈政治与法律思想，要从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肯定是和亚洲整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整合过程当中，经济协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已经是不可逆转了。但与经济整合相配合的政治整合，包括亚洲新秩序的基本架构以及各种制度条件却还远远没有建立和健全。从经济上看，中国目前似乎还处于具有比较优越性的位置，并逐步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引擎。但从制度建构和思想建构来看，却并不一定适应历史进程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就像高全喜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正在承受很大的历史责任感的压力。我们能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能不能在思想理论上为亚洲整合提供正当化根据以及价值论基础？
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政治与法律秩序本身的演进。从今年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些情况来看，从２００５年起的几年之内，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会逐步呈现出来。这些问题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会更加尖锐化。根据韩国、日本的经验，在奥运会之前景气上扬，其后经济必然会明显下滑一段时间。在经济步入低潮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政治的稳定，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为此，需要在奥运会之前在制度改革、制度建设有所作为，避免硬着陆。在全球化背景下，还需要制度创新以及相应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