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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区别，每种社会的具体制度选择也各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由于人们对其已有经验和知识的依赖而得到强化，使得不同社会的结构形态和实际运作千姿百态。那些稳定下来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知识，给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以足够的信息，使他会预期到自己的行为选择的后果，不会轻易选择制度所不允许的行动方式，更难得主动去改变现行制度（因此我们在古今中外会发现许多低效率的制度竟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制度和制度调整下的行为就这样形成一个自增强的稳定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机制，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锁定（lock-in）效应(Arthur, 1990)。也就是说，最初的选择决定了后来的整个过程。特别地，对于一个变革社会而言，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大大增加了学习其他文明成果、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难度和变革过程中的波折。那些微小的变革努力在这种封闭社会中，只会被消弭于无形。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突变和跃迁，只能取决于其内部的强烈震动或外部的巨大冲击。但是我们必须区分那种仅仅是表现为利益再分配形式的突变，即便它是如何的轰轰烈烈。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个人拥有现状不可侵犯的权利作为基本的公理（Buchanan，1962，371-384）”，但我们也可常见，如果没有辅之以人们观念和知识上的变革准备，那些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变动要么是不可行的，要么徒增社会震荡而后又被传统和习惯所拉回。。
强调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力量并不是否认发生制度变革的可能性。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哈耶克“合作秩序的扩展”的概念。哈耶克把西方社会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一整套制度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Hayek, 1988）。粗看起来，非西方社会欲学习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多元民主制度都表现为发展中的不连续，是一种原来秩序的中止，哈氏的逻辑是很难解释清楚这种学习的可行性的（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一定是冲突的）。一个社会的制度与知识是分层次的。 我们的知识和制度都是长期进化的产物，生存使我们知道如何运用知识实现某个目标，进化要求我们能够判断并决定（这种判断据以作出的知识是一种元知识）哪些知识是应该丢弃的，哪些是该坚持的，哪些是该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区分为基本的与派生的，前者是相比较更稳定的，后者附丽于其上但有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应该是同一层次的），在现实里最基本的知识是那些直觉性、本能性的东西，是历史赋予我们且经过时间考验而得以保持的稳定知识，就象最基本的制度是自然规律一样[哈耶克认为，“自发社会秩序立基于下述两种规则：第一种是先天的，遗传继承的关于人的行为的普遍规则，它们形成于人种的生物进化的过程；第二种是习得的，文化传承的关于人的行为的规则。”第一种构成所有社会科学不言而喻的前提(Hayek, 1973)。改变那些派生的知识或制度是简单的，而改变相当深层的更基本的东西困难则要大得多，那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学习。一种新思想理论的引入，或者说一种新观念的被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足够长的时间会使它们最终能够跳出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另外，强调过去历史的决定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个体的能动性和变革过程中的偶然性。制度对个体的约束是有限的，这种约束建立在个体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和对违反制度行为的风险的判断上。在已有技术和知识准备的前提下，个体主动的奋争和偶然的试探行为有可能生长发育到主导全局的结果。路径依赖本身就说明，偶然性在事物发展的临界点上往往会起着关键性作用，甚至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其路径不会那么简单明了。
从机制设计理论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制度的效率时往往从激励和信息两个方面来衡量。前者要求制度应能使个人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有动力实现制度设计者所希望达到的对整个社会有利的目标，而后者则要求制度运作所需知识的复杂度不会超出社会整体知识水平之上。所以，仅仅知道什么制度是好制度无助于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制度，仅仅知道一个事物的存在与把它具体构造出来所需要的知识的复杂度是不一样的。那些稳定制度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的历史，维护制度的“制度”或知识正是从历史中经过反复试错学习到的。制度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是依赖于那些基础性知识的存在性的，博弈论围绕囚徒困境的研究尤其表明，合作制度能够抵挡住非合作行为的诱惑而创生并巩固下来，是建立在关于他人能够合作的知识和信念上的。
对于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过渡社会来讲，这就要求制度变革的发起者，全面把握传统思想和现实力量对个人和各种组织行为的作用，从社会知识结构最深层里寻找新制度的生长点，在个人自利性、对策性行为导致的纷繁复杂的可能性中找到真正有效的实现途径。
【注释】 Kenneth Arrow, 1951，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 Weiley press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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