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权利意识淡薄之外，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还与犯罪本身的性质和刑讯逼供的性质的差异有关。在一个小范围的社会中，只要出一个杀人犯，整个社会的人都将受到震惊，只要出一个盗窃犯，所有的人都可能会按上防盗门，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真实的威胁，这说明犯罪是一种公害物品。但刑讯逼供，却不是一种公害物品，在在某个地点、某个时间，真正受到刑讯逼供威胁的，只是极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感，而以简单的方法如刑讯逼供识别罪犯，最终惩罚罪犯，就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所共同认可的适当的方法。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出了一个杀人犯，整个社会的人都将人心不稳，孩子不安心上学，大人不安心工作，到了晚上就早早紧闭家门。只要凶手没有被绳之以法，社会就不会安心。这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只要感觉上罪犯被绳之以法了，民愤就会得到平息，社会也将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是很容易被正当化的。当然，刑讯逼供即使因此而得以正当化，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
从后果论角度来衡量，刑讯逼供不是有功，而是过远大于过，没有合理性；从权利论角度来衡量，刑讯逼供损害人刑讯逼供受害者的基本权利，没有合理性；根据契约论的角度来说，它的共识基础是因犯罪效应与刑讯逼供效应范围不一致而形成的，是多数人的虚假的利益牺牲少数人实际利益的典型，也是不合理的。从制度激励角度来看，刑讯逼供的轻易使用，还将进一步导致恶性循环：破案技术越来越差，刑讯逼供用得越来越多，最后是冤假错案率越来越上升。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刑讯逼供还违反
刑法、违反
宪法，没有合法性。更何况，刑讯逼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特别强调制止刑讯逼供，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刑讯逼供没有理由，刑讯逼供有功论可以休矣，刑讯逼供的实践不仅可以休矣，而且还应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严厉的制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捉拿罪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无辜者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整个社会公民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
刑法和
宪法的权威性；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在新的世纪里得到真正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