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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2002年的官方统计，中国的博士生人数就已达十二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由于中国每年都在增加博士生招收人数，预计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五万人，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博士生数量第一，参见《中国教育报》2002年10月11日。仅北京大学法学院前几年就有过一年授予百人法学博士学位的高产记录，这让那些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也远远望尘莫及。据我所知，至少英、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法学院一年若能授予上十个人学术型博士学位就属于很少见的了。
5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一个文人或学者在文坛或学术界的地位（或知名度）往往不是取决于真实的学术水准，而是取决于官方的认可及市场化的炒作。一个人只要不受到官方的指责，越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反而越能出名走红。因此，媚上、媚外、媚俗以及寡廉鲜耻已成为一些文人学者品格的标记。
6 何兆武：〈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载《读书》杂志2001年第8期，第88页。
7我曾经参与过对申报上来的法学优秀博士论文的专家评阅工作。坦率地说，真正有原创性的论文极少，其中个别论文仅达到硕士论文水准。
8龚刃韧：〈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从日本、美国联想到中国〉，载《北大法律评论》（2001）第4卷第1辑，第136-142页。
9 黄安年：〈是奖励学术刊名还是奖励论文品质──评本末倒置的文科成果津贴奖励〉，引自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10 王彬彬：〈还要荒谬多久〉，载《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
11由于中国近代的落伍，社会科学多为舶来品，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在许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及其它外文文献数据，这样就需要多掌握一些外语知识。即使中国法制史这一看似中国本土的学科，由于国外特别是日本法学者的水准明显高于中国学术界，因此连欧美研究中国历史或法制史的学者一般都要学习日文。
12如已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研究所所长郭以廷在他写的《近代中国史纲》前面的小记中，就明确指出该书不是学术著作，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1952年美国二战时期的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该校教授举行的欢迎会上，艾森豪威尔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一位物理学教授拉比（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站起来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参见程星：《细读美国大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14这两年我指导过的学生中有在瑞典隆德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那些大学研究生的课程至少比中国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少一半以上。
15 例如，那种年年根据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评岗定级的计件工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大学内各级行政领导管制教授的权力，结果使得中国本来就已存在的官本位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
16 郑永流：〈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引自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show.asp?id=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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