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的《
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而该条例直接根据
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
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
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
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
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
“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
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本辩护人不准备评论这个审查制度的违宪性。但要指出一点，建立一个国有的单位出版体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出版”概念的狭窄化，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涉嫌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传播福音、慈善等目标印刷资料予以赠送。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
因为我国缺乏《出版法》，国务院的针对出版活动的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非经营性的私人印刷物的问题。而且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
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
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