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彬：公共利益的界定，专家学者的意见是把它具体化，比如军事用地、国家基础设施用地、国家文化教育用地等。
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有区别的，公共利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国家利益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等。
新京报：合法拆迁和非法拆迁界线在哪里？
江平：现在的拆迁决定，往往是一纸文件说了算，所以无所谓合法拆迁和非法拆迁。但在实践中有非法拆迁。判断合法非法的界线，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就是法律有没有规定，征收征用土地或者房子，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具体的拆迁是不是符合规定？从程序法角度来说，是不是在规划内，是不是经过了相应的批准手续，手续齐全？另外，谁来行使强制拆迁的权力？
是由法院来行使还是政府来行使？所以我想就是包含两方面。
新京报：法律有没有具体规定事后补偿程序？公民如何申请补偿？
江平：地方政府有补偿规定。中国这么大，全国统一规定补偿标准是不可能的事情。县级政府就可以确定征收征用土地，然后给予补偿。
如果有关部门没有按规定数额补偿，公民可以告到法院，因为这是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对补偿标准不认同，现在就不能起诉，因为这是抽象行政行为，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新京报：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
江平：修改
行政诉讼法。很多学者都建议，不仅对于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对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公民认为违法，侵犯了公民利益，造成了利益损失，也可以起诉。如果没有这一程序，仍然是政府规定多少标准就是多少标准，公民就没有任何申辩的余地。
王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拆迁、拆迁补偿的标准包括安置，都应该成为司法机关审查的对象。也就是说，围绕拆迁补偿和安置后纠纷，应当允许法院受理和处理。
现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围绕拆迁补偿协议的法院才受理。其他纠纷法院无法受理，如果都能成为法院受理和审查的对象，拆迁补偿标准问题就好解决了。立法上不可能确定一个“合理”的限额，只能由法官来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量。
另外，我不同意一个说法，保护了拆迁人利益，国家所有权会受到损害。只要法院可以来行使司法审查，妥善和合理的标准可以由法官来认定。
拾金不昧高估了公众的道德水准
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六条有关拾得物的规定，不经意间引起社会关注。在有悬赏的情况下，拾得人可以主张报酬；那么，如果没有悬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