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律程序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抑制决定者的恣意，通常可由两种途径达到，一是通过程序进行纵向的权力分配（比如审级制度），二是通过程序进行横向的权利分配（比如辩论制度）。分析中国法，我们会发现，程序的规定总是倾向于纵向的权力，即权力的集中化规定。死刑复核是最能反映中国传统
刑法的一项制度。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措施，所以大都集中由中央一级机关行使判决权和复审权，皇帝行使复核权或批示权。普通案件也存在这样的集权倾向。从秦、汉到明、清，地方各级审判的权力虽有变化，但诉讼程序的“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却始终不变。历代司法诉讼，几乎所有的案件都由县级开始立案受理，但均按照案件的大小、轻重分别由不同等级的官吏行使终审权。设置这样的程序并不是出于对当事人负责，而是要求下级对上级负责。这种制度设置的理由显然是：凡重要事务均由更高一级官吏处理。而这一理由的背后则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官吏职级越高就越可靠”，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
这种制度代表着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权利或权力观念。现代程序的对立面之间的交涉关系，在中国传统法律里面几乎看不到一点影子。
现今的法律制度中也不乏类似的情况，恐怕与古代的集权制遗风有关。土地审批决定权是其典型。土地审批决定权的行使，是按政府级别高低规定不同面积土地的审批权，而不是根据面积的大小来设定不同的决定程序。面积越大，审批权收得越高，权力越集中。而事实上决定者职级高并不等于其审批程序更合理，有时恰恰相反——高级别机构中人员少而事务多，因而决定的任意性也就更强。
我们在主张加强程序法建设、重视程序法的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更为恶性循环化的情形——某些地方和机关在强调程序的借口下，通过制定法规、规章来增设办事关卡，不仅不考虑便民原则，还给公民带来麻烦，甚至在每一个新关卡上附加收费，美其名曰“程序化”。
四
中国法缺乏形式化导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其一，非理性的法律思维导致法律术语的过于具体化，缺乏普遍性。形式化要求法律的“普遍性”，包括通过一般性法律词句——即通过较大综合性与包容性的法律概念、术语——来表述法律的内容，这些概念、术语是经过法律理性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生成的。其二，法官非职业化，因而形成不了法律家集团，继续成为行政官或道德家；也形成不了法官文化，法律职业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反而成为政府的附庸，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无法确立；司法机关继续成为政府的一个衙门，听由政府的指令和调配。其三，司法活动不讲究技术与逻辑，更多的听凭感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擅断之事不绝，舞弊之风不止。其四，只考虑结果与目的，不考虑过程与手段，认为只要目的正当，结果合理，手段、过程是不必拘泥的；因而把法律的程序通俗化为行政化的程序；程序的设定是为了权力的集中，没有正当程序。其五，法律与事实不区分，必然出现权势借用事实来压法律，伦理、经济等事实需要都成为否定法律的最好借口，打着“灵活性”与“目的性”的旗号，利用法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负面影响，来否定法律的有效性、正当性，“舍法取义”的结局是“有治法，而无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