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和宗教
　　前几封信把重点放在英国宗教的新颖性上。英国不是唯一的有稳定教会的新教国家，但它却是宽容的国家，这表现在，它“派别”繁多：“一个英国人，像自由人，经由自己喜欢的道路走向天堂。”（第五封信）伏尔泰确实知道，圣公教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派（“在占主导地位的圣公教之外的人数，不足全民的二十分之一”）。他用很简单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若不是圣公教的信徒中的一员，便不能有职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爱尔兰”；然而，他却以对那很古怪的派别即贵格会成员的描述来开始他的系列通信，这旨在更好地表明，即使它和多数派教会的主导地位兼容共存，但是，宗教宽容，通过把教义相对化，也深刻调整着宗教的地位。“善良的贵格”为伏尔泰所深爱，因为，通过向那些才智和道德之士表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自认为优越于其他人，它使他能够削弱正统的基督徒的自傲。贵格会士拒绝洗礼和领圣体（第一封信），他们没有神甫（第二封信）：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依赖圣经的权威；同样，他们的衣服、行为和习惯的奇特，实际上奠基于博爱和理性的动机（第二封信）；至于他们对信徒的灵感的信念，则事实上奠基于类似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的哲学（既是基督的，又是理性的）（第二封信）。
　　然而，伏尔泰本人对贵格教的信义并不感兴趣，他的意图不是为那已去除最显著的迷信的基督教辩护。他旨在表明，正是宽容（英国宗教斗争的虽非有意但却幸运的结果），给人们的行为以真实的目标，并通过培育有益（utiles）行为来改善人的境况。“请走进伦敦的交易所，这地方比很多宫廷都更该受尊敬；在这里，您看到各民族的代表，为人们的幸福而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犹太人、伊斯兰人和基督人，彼此相处，就像他们是来自相同的宗教，只把异教徒的名号送给那些破产者；在这里，长老会的信徒信任浸礼教信徒，圣公会的信徒接受贵格会士的承诺。”（第六封信）
　　首先，很确定的一点是，这个很著名的文本表明对中产阶级本身的信任。它确信，中产阶级正预示或引入的世界，绝对优越于那些人们竭力反对的模式，那些来自贵族（见《第十封信》论商业）和宗教的模式。但是，准确说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业，更普遍地说，对幸福的理性探求，只有以主导观念和价值的激进变革为代价，才可以发达。就此而言，对最后一封信（第二十五封信，《论帕斯卡的<思想录>》）的重要性，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它远非附带之作，事实上揭示出他在英国遇到的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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