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对帕斯卡的批评触及实质：从堕落的教义出发的人类境况的分析（§1）,对人的“双重性”的分析（§iv），对娱乐的批评（§xxii-xxiv）。为反对帕斯卡的护教论，伏尔泰首先提出自然主义人类学。他在堕落和拯救的概然判断中发现傲慢的表征：人的境况，就像其他存在的境况，只是自然秩序的一个方面，它并不表现上帝的特殊目的。但是，这种对天意的似是而非的辩护，只给“人作为行动者”预备雅致的颂词，行动本身便是自然且良善的品质。然而，对帕斯卡来说，“那把人类至于消遣和工作里的神秘本能”“来自他的持久痛苦的感觉”；对伏尔泰来说，这恰是我们的幸福的最好保障（§xxiv）；因此，和帕斯卡相反，伏尔泰认为，对人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把他的行动奠基于对未来的专注：“远不应该抱怨，相反，应该感谢自然的作者，他给我们以本能，不停歇地把我们带向未来。人类最可贵的宝库是希望，它缓解我们的痛苦，它给我们描绘现在的快乐。[1]倘使人类相当的不幸，只能专注现在，他们将不再播种，不再建筑，不再栽培，不再供给任何东西；在这虚幻的享乐中，他们将缺乏一切。”（§xxii）
　　在这一切方面，伏尔泰都是洛克的学生，他已经表明：不安怎样构成刺激因素，推动人来行动和改造世界（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第28-42节）。但是，洛克本人则处于从马勒布朗士到莱布尼茨的普遍潮流中，这潮流颠覆了基督教思想，尽管这未必是故意的行动。对这种主要源头是圣奥古斯丁的信仰体系来说，不安是堕落的结果，它导致有限（脆弱的被造物）和无限（创造者）的分离；但是，它也可很好地被看作手段，用天命来决定“人的适当保存和种族延续。”（洛克，同上，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四节）。事实上，正如让·德珀罕（Jean Deprun）所说，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在马勒布朗士和洛克之间摇摆，在无力的被造物的悲惨形象和人类勤劳的发挥（已有些功利的味道）的形象之间摇摆。（关于这些，见Deprun,1979）。在此语境里，在《哲学通信》的时代，伏尔泰向法国传播洛克的理念，他把其中的最激进成分和基督教起源分开来：这不再和理性的基督教相关，而是和朴素的自然神论相关，后者现在确立了对人的勤劳性格的歌颂[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理性激发那些一位论教派（Unitariens）,它否认三位一体论，其教义在基督教各派中最为逍遥。]（vii）
　　英国文明和法国
　　对伏尔泰来说，英国是这种社会的例证：它解开了传统加在人类行为上的束缚。然而，这并不表明，伏尔泰是绝对的“亲英派。”首先，实际上，它关于英国历史的看法和正统辉格史观相差很远：他对斯图亚特王朝相当宽容，对“光荣革命”并无特别热情。（见第四封信：“不幸的詹姆士二世，像几乎所有的斯图亚特王，是伟大和软弱的复合品，丢了他的王国，却不自知事态如何达到此种地步。”）和法国相比，对伏尔泰来说，英国历史的主要优势是：世俗和宗教两领域的斗争导向自由的成功，然而，在法国，他们却没有任何利好的效果[请特别参看第八封信；但是，为理解法国的不幸，应该参考其他文本，尤其是《亨利亚特》（Henriade）(1728)。当伏尔泰流亡英国时，该书便已写好。] 法国（更普遍地讲，欧洲大陆的）戏剧，同时源于宗教争斗和教会的政治野心。普遍地讲，正如《风俗论》所说，法国戏剧的源头是：基督教的使政治权威顺从自己的意图引入城邦的那种冲突。基于此事实，理性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限制国王权力，而是为超越由宗教引发的冲突而弱化宗教，在法国，这只能由王权（亨利四世是其最好化身）来完成。英国的解决办法则以官方教会对世俗权威的绝对从属（第五封信）和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分立（第八封信）为基础：它极其有利于自由，但它并不可以被普遍推广。事实上，在此问题上，就法国而言，伏尔泰坚定不移的政治主张是：反对贵族和教会，依靠君主制的改革潮流，甚至是协助国王来反对议会的争执[这如此明确地表明他对孟德斯鸠的学说的敌意和对后来的莫普（Maupeou）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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