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没有违宪审查，所以整个改革过程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中国
宪法在20年内经历了三次修正，这种不稳定性与人们对于经济改革的认识的发展是一致的，与社会对于改革的认受过程同步。也许三次修正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期待在1982年中国人就一步飞跃到现在的认识水平，具有现在的认受力。面对“稳定需求--改革需求”的矛盾，中国没有选择在
宪法中完全去掉经济制度的规定或者一步到位直接规定某种理想的经济制度的路子，而是选择了边改革边修宪，用
宪法稳定改革成果的方式，这是在稳中求变、变中求稳，实得辨证之妙谛。
然则
宪法何时能司法化呢？这里我们需要探问
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前提是多方面的，除其他因素以外，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对个体自由（和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只有当个体自由成为国家的首要价值时，
宪法的司法化才有必要，同时，维护自由也是司法机关力所胜任的。当富强构成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时，
宪法的司法化没有必要，同时对于国家目的也无能为力。在一个普遍贫困而又憧憬富强的国家，关于公共权力和政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就会与自由宪政主义截然不同。这里需要一个能作出明智判断和有效行动的政府，必须赋予政府充分的权力来制定并推行经济政策。最初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与之相随的是全权国家。到1970年代末，我们依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于是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权力从某些领域退出，私人领域开始生长。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是一个信号，它告诉世人：在中国，个人自由与私利开始获得对抗政府的正当性。入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剥蚀了政府对资源的一部分垄断和审批权，可以合理预期私领域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面对“权威--自由”的冲突，我们明显地扩大了自由，但是，自由的增长取决于它对国家富强的促进作用。目前经济改革并没有完成，贫穷落后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困忧。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的关心只能停留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程度，离
宪法的司法化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对该主题的理论研究可以提前，也是宪法学体系建设不可少的一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