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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往往就是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现实暴露出来并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到的，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之间需要加以缓和或化解的不协调或矛盾冲突。而所谓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则往往是客观上存在但尚未被人们实际认识，或尚未得到人们广泛认同，有待于通过社会实践继续加以探究、揭示和验证的，能够有助于协作生产当中提高效率、实现和谐或避免某些矛盾冲突的，一定秩序之具体的条件或内容。
理性认知、价值认知的充实与进步，往往同时也会对人们的情绪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理性认知、价值认知的不断发展，社会中的群体情绪或情绪秩序，也会逐渐地表现出与理性认知或价值认知相迎合的倾向。理性认知的充实与进步，不仅是社会的价值秩序，能够更好地符合或趋向于符合社会生产与协作之客观需要或内在要求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社会的情绪秩序与价值秩序之间能够趋向和谐并逐步实现和谐的基本保证。
人类最初可见于著述的对于社会与秩序的理解与期望，其中基本上都存在着情绪认知与理性认知的相互交织和矛盾冲突。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柏拉图所苦心设计的“理想国”，还是中国古代的“至圣先师”孔子所期望实现的“大同”社会，都典型地反映着情绪认知主导下人们对于社会与秩序的、糅合了情绪与理性的憧憬或向往。这些糅合了当时的情绪认知与理性认知的思想认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和谐与不成熟。
随着人类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理性认知的充实进步，情绪认知在社会生活中所居的地位正在逐渐趋向下降，理性认知、价值认知则逐渐开始取代情绪认知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能够更多地指引或安排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些曾经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心灵，阻遏乃至对抗着认知进步与社会进步的，盲目、封闭、狭隘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或情绪秩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也在逐渐地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认知的进步，对于价值认知的充实、修正与完善，往往会产生现实的和积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能够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理解与认识，并能够直接地应用于物质生产，提高和改善物质生产的效果或效率之外；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秩序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一点上，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 [20] 历史证明，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也就是人类更为理性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乃至改造社会的先声。
认知的进步，以及人们相应的诉求和诉求关系的发展或调整，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某些价值秩序的强化、调整或建构，既是人们基于认知的进步而对社会生活所作出的一定回应，同时往往也在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与协作的客观需要或内在要求。
人类的生活，应当并且需要遵循理性的指引。理性，可谓是人们谋求与自然的协调和构建人际协调之全部事业与过程中，应当依靠并且必须依靠的真正力量。然而，人们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无论是在物质生产得到高度发展、物质生活高度改善的现代社会，还是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更为发达的未来社会，人类的理性恐怕都不能够达到全知全能或是尽善尽美的地步。
就像卡尔·波普已经指出的那样，现实的人类社会应当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系统，社会当中的各种事物，往往存在着有机的、交互的影响与关联；同时，社会中许多事物之间的关联也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因果联系，某些事物的发展演变也并非完全遵循着恒久固定的规律。人类理性的局限正是在于，目前尚不能够对那些复杂多元的有机系统之内在原理，作出具体、清晰和准确的解释，也还不足以指引人们针对那些复杂而有机的系统，建立起最佳的或全面有效的调控机制；同时，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也逐渐发现，某些经过前人之分析与总结，而得揭示和表述的原理、规律或因果联系，也仍然需要人们更加深入或更加全面地予以探讨、反思和修正。
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中更大范围、更加细致的分工与协作的出现，人们的诉求实现或满足较之以往也就更多地依赖于人们之间建立和维系着的种种价值关系，亦即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秩序。人们基于理性认知、价值认知，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与秩序进行的一定调适或建构，可谓是人类之理性影响和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基本而重要的方面；那些符合或顺应于协作生产之客观需要或内在要求的价值秩序，则必将更多地和更为全面地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盲目地拒绝或排斥理性认知、价值认知之于调适或建构社会秩序的积极的指引或助益作用，而一味强调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以及社会生活与人际协作中的自由放任，事实上也是一种偏执而狭隘的情绪意识，只不过是用现代社会中流行的词汇与文句编织了一件时髦的外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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