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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西方在二战后从“法律与道德”到“法律与政治”的问题意识，都不是偶然，而是与西方特别美国的政治大气候有关。例如法律实证主义可以追溯到很早，但为什么偏偏在五十年代成为争论焦点？原因其实不难寻找，这就是五十年代初期西方一度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强调所谓“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社会科学等等，背后的出发点其实是认为这是西方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区别所在，即苏联是意识形态的，西方则是科学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和分离，自然正好可以嵌入这个基本潮流。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几乎立即自我破产，例如我的老师Shils和法国的Aron是提出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最早两人，但他们两人当然都立即强调他们的意思被曲解，因为他们两人当然都是强调“价值”的，他们因此颇抱怨都是Bell把问题简单化，但Bell本人当然同样抱怨被曲解。Shklar这本Legalism的导论因此特别值得注意，题为“法律与意识形态”，直截了当就是批判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批评说强调客观性概念以及“去意识形态”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弹”，亦即不过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外的意识形态。她特别深刻地指出，冷战使得西方学界焦虑地力图确定“西方之为西方”，亦即“西方”不同于“东方”的独特性，其结果却恰恰落入一种ideological abuse of the past，亦即所勾勒出来的这种“西方”本身是大大意识形态化的扭曲了的“西方”，只有一种unwarranted appearance of consistency and uniformity。她这本书因此就是要批判这种她称为“意识形态化的所谓西方”（the ideology of “The West”）,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就是她所谓“惟法律主义”（legalism），亦即对于ruleoflaw的一种非常扭曲的理解，即割裂法律与道德以及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批判哈耶克，挖苦说哈耶克理解的rule of law,除了可以描述traffic rules，不知道还可以用来说明什么法。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同样很早就特别批判当时所谓社会科学命根的“事实与价值”之分，批判流行的对西方的理解恰恰只是扭曲西方，不过施特劳斯是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立场来批判的，Shklar则是从正宗自由主义阵营来批判检讨这些问题，她的立场完全是在现代，因此很不同于施特劳斯。但她的“现代”又大不相同于罗尔斯等归宗康德的现代，因为她特别注重的是美国本土政治传统以及蒙田和孟德斯鸠的法国传统（她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很有名，题为“拯救美国政治理论”，这里所谓“拯救”就是指美国政治理论不是仅仅只是一种肤浅的liberal faith that prevents it from asking profound and ciritical questions）。
这里实际就和你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有关联了，亦即你在来信中提到90年代以来脱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其问题的暴露。我事实上一直认为，90年代以来在许多方面，国人都是在不自觉地重复甚至有意识地效仿西方五十年代最时兴的东西，例如哈耶克，反卢梭，脱意识形态，实证社会科学，等等，这大概同样很可以理解，因为西方五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西方与共产主义的对峙问题，这不仅是政治的问题，而且也是当时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中心问题。因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西方包括美国的知识分子仍徘徊于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一样普遍亲左，因此五十年代前后之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只是外在批判苏联，而同时是非常内在于西方知识界学术界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的。当时的流行理论（例如波普尔之批判柏拉图，许多人批判卢梭，伯林的两种自由，社会科学界歪捧韦伯，等等）往往都比较具有针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含义。例如哈耶克的全部问题意识都是批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问题，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问题。而很可以理解，对原社会主义国家所谓拨乱反正的需要而言，则自然这类东西看上去似乎最对症下药，因为这些批判都是针对原先人们熟悉的意识形态的。但人们往往忽视，这类东西通常都是批判共产主义有余，但解释西方本身则往往大有问题，这就是shklar指出的这种为了与苏俄强烈对照而描述的“西方”往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实际非常扭曲的西方图景。举一个最好笑的例子，我们知道波普尔试图用“证伪理论”划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因为无法证伪，但哪里想到他第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研究新古典经济学能否证伪，结果是无法证伪，因此也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把他气得半死，这个学生结果没有拿到学位。
与此相比，七、八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理论和学说则相当不同，虽然当时仍然在冷战，但那已经主要只是国家行为，西方知识界学术界本身的中心问题意识已经不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西方本身的问题。这里施特劳斯恰恰正是一个先行的典型，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以共产主义作为他的问题意识，他的问题意识历来是西方本身，是他所谓西方文明的危机问题。在四、五十年代，象他这样想问题的人不多，但在七十年代以后，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已经都是以西方本身的问题为根本问题。施特劳斯之所以不同，或许恰恰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左倾”过，对别人来说很要紧的思想问题对他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看法反而特别不受冷战意识形态局限，因为事实上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作同源的双胞胎，即都是来自于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因此他的中心问题历来是现代性问题，他可以说是最早自觉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少数人之一。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人来说，则主要是美国本身五十年代后期以后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特别六十年代社会大分裂导致新的问题意识，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于争论共产主义问题所引发，而是美国本身急剧社会变迁引发的深刻危机，自然迫使所有人都必须从西方和美国本身的问题来重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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