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主要制约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一个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政治，意味着特权阶层的自我革命和统治方式的大转换，其中不确定性很多、风险相当大。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当局往往强调稳定和循序渐进，而实际上却渐而不进、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第二，除了政治民主化之外，中国还面临着市场化的紧迫任务。经济改革势必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破产失业、增加税负、减少补贴等问题。因此，为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人们会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在这种状况下，根据M ·韦伯关于组织效率的假说，集权的倾向是很难克服的[4].第三，超凡政党的神话和僭主政治的倾向压抑了多元化的契机，使得竞争性的“政治市场”无从形成。在人民民主主义的话语中，抽象的人民共同意志取代了具体的个人权利主张，任何带实质性的改革都缺乏自下而上的可操作性。通过徒有其名的表决而产生多数的过程也基本上是黑箱作业。第四，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统治具有对抗自由主义民主的广泛影响力。正如G ·津梅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使对自由的限制感觉不出来“不自由”的方法只有两个，即限制产生于自我（与个人合意以及社会契约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或者自我产生于限制（与父亲权威以及“父母官”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5].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推动政治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从现状中发现变化契机的智慧和感觉。透过保守势力的坚冰，我们可以在中国看到实际存在的三种互相关联、延绵不绝的趋势，在往民主化的方向汇合。第一种趋势是农村的民众自治和基层干部直接选举的普及。八十年代初，在当时的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的力主之下，修改后的新
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原则。1987年公布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后，过去由上级党政机关指定基层干部的做法被逐步废止。虽然在农村选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党政机关的任意干涉已受到限制，权力的正统化机制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种多元性政治正在形成，其影响开始渗透到乡、县以及中小城市[6].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虽然从基层民主到国家政治民主的历程会比较长，但由于扎根于农村的民主政治能带来社会条件的变化，结果这种自下而上民主化的方法也许比自上而下的宪政方法更有效。
第二种趋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功能的强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从1991年开始把人大的监督工作提到与立法同等重要的高度，1993年接任委员长的乔石更进一步强调监督职责的意义，并在同年九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制定监督法的过程中，逐步强化了自己的影响力，开始改变所谓的“橡皮图章”形象。例如，在1995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对政府的批评和自由讨论就十分活泼，在重大人事安排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反对票，这在中国现存政治格局中是非同寻常的。1997年3月14日，乔石在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重新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命题，主张“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还说，“我们的有些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如果不符合
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要坚决地改过来”，“要以改革的精神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共十五大上，乔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得到采纳，但他个人却退出了权力中枢，这样的局面很微妙。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是强化还是弱化，则有待观察。 第三种趋势是，中共高层的寡头支配体制与党内外的关系结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连动格局。中共十五大的最大共识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突破性进展，却有截然不同的主张。1995年8月，江泽民发出了决不能放弃党对企业政治上的领导的指示，据此，中共中央在1997年1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中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但是这种做法在企业经营中引起了党委书记和厂长、经理的权限之争，政府有关部门也表示了不同看法。鉴于这种情形，《人民日报》1997年6月30日发表了文章，再次强调应以江泽民在1995年8月的重要指示来统一思想，加强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的自觉性。但是，1997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切实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着重研究核心问题''钱从哪里来''”的文章，并要求读者注意这一主题的系列报道。在此期间，朱熔基则公开宣称，在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方面，要特别注意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高层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在社会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表明党内以及各种权力结构之间的利益分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已经势不可挡。至于这种分化能否与近年来的党内精英淘汰机制相结合，并导致顾准所主张的用共产党的“一分为二”来促进议会政治的局面[7]，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