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物权和债权一样，只是交易的可能性，差别只在有没有对世效力，则原则上关闭物权自治是需要很坚强的理由的。台湾的立法者在评估此一问题时，经常会以现行实务的经验为立论的基础，认为虽然没有先买权，或一般用益权、人役权等，交易者仍然可用债权关系来达到相同的目的。但未必所有债权关系的替代都能切合当事人的需要，很多时候因为风险或成本的评估，当事人就放弃了交易，立法者凭什么去替代交易者作这样的取舍判断？而且如果债权真的可以替代物权，物权编岂不是只要规定所有权就够了？
　　修法者思考现行财产权设计的妥当性，当然应该仔细检讨民事实务，包括民事司法和各种交易的实务。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估实务，反而会扭曲了修法的方向。比如实务上地役权的登记很少，典权的登记更少，仅仅从这个结果就去判断这两种物权不合时宜，可能就嫌速断。地役权登记件数不多，和现行法下没有开放地役权目的（具体“便宜”方式）的登记，也不许设定“自己地役权”，有很大的关系，概括地役权不利于交易是很清楚的事，当事人只能另以债权约定来填补物权造成的不确定，实际上很不方便，又同一地主不能事先以单独行为就数笔土地设定地役权，只有等到分属数人后再协议设定，自然不容易成功。可见地役权设计本身有问题，否则以台湾这样的地狭人稠，应该是地役权的天堂才对。
　　典权的功能在大部分情形下会被抵押权取代，则是事实。但对少数情形，典权仍然会是当事人的最佳选择，立法者这时候要考虑的，不是如同债编有名契约的设计，问这样的交易在市场上算不算典型？而是当物权的类型已经“法定”了以后，这样即使不算典型的交易，是不是在少数情形仍然被需要？物权法定主义之下，物权一旦被废除，交易者连自创无名契约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和有名债权相比，物权类型可说是“不患多而患不清”。典权为出典人保留回赎与否的选择权，为典权人创造直接取得所有权的方便，都是抵押权无法替代的，而所谓“剥削”典物所有人的顾虑，至少对台湾这样的工商社会是欠缺实证基础的。所以台湾在物权修订过程中虽也有废除的主张，但草案决定保留，应该是明智的。大陆现在讨论很热烈的居住权问题，恐怕也要从这些角度去评估。基于许多现实顾虑而反对者，可能需要思考一下，这些顾虑是不是普遍到值得在物权法上就封闭了此一类型，或者应该留给立法者去就特殊情形另外予以管制？
　　大陆的情况和台湾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土地的维持公有，这使得立法者首先要确立公有和私用的基本分界，哪些土地以公有为原则，哪些土地以私用为原则，而原则上以公法来处理公有问题，民法来处理私用问题。但技术上即使是私用土地，可能也需要两阶段的规范，也就是用公法来作“释出”市场交易的某种先期管制。除了这个前提性的差异，民法物权的规定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和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相同的架构。而且正因为土地所有权排除于市场交易之外，不论为了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或满足市场交易的需求，“私用”物权类型的开放应该会变得更为迫切。而且统一的土地权利登记制度可以同时满足土地管制和交易的需要，其建立有高度的合理性，如果能作电子化管理，固定成本虽然增加，但以后的边际成本会减到很低，长期看应该还是值得。因此物权类型的走向开放，即使就大陆的语境而言，也不能说陈义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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