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加特别说明，本文的“宪政”是指的大宪政概念。为了避免混淆，法治则一般特指依据普通法律的统治，尽管这里的“法”并不局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狭隘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包括不同层次的行政立法，只要这些抽象行政行为最终具有狭隘意义上的法律依据。[1]
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是比法治更为宽泛且更为重要的概念。如上所述，“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必须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但谁能代表公共利益呢？宪政中的民主制度解决了法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民主选举并由获胜的代表制定法律的制度，法律就不需要对社会负责，就可能是任意的、专横的、浪费的。另外，法治本身也必须以民主为依托，因为法治状态的维持最终依靠社会对它的普遍支持；没有民主，法治就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恩赐的法治必然是不可靠和不稳定的。
（二） 宪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上已经提及产权、契约和民主等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些也可以通过普通法律的安排完成，尽管法律安排可以按照立法者的意志随意变动，因而不如
宪法安排那么稳定和可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某些重要法律制度的
宪法化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某些研究认为法律的
宪法化关系不大，但其它研究表明
宪法对权利的承认具有效果，尽管具体效果取决于其它制度安排。[2] 一项研究甚至表明，
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对经济自由显著相关。[3]
1． 宪政对发达国家的作用
宪政对发达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显然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
宪法的起源主要是为了促进北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更有效地保障私有产权，防止各州政府破坏契约义务，并遏制贸易歧视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历史实践表明，宪政体制的有效实施为美洲大陆保障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和平、繁荣与稳定。通过纵横两个维度的分权，美国联邦
宪法不但为政府权力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控制，而且妥善化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潜在矛盾，从而在体制上保障了贯穿北美大陆的共同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州际贸易条款并赋予其“潜伏效应”，有效防止了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立法。如果没有联邦主义的宪政制度安排，这些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西欧国家的战后经验也反映了同样的发展趋势。1957年的罗马条约建立了经济共同体，其主旨就是在以后不断扩大的成员国之间建立统一的共同市场。共同体条约建立了欧洲最高法院，它和美国联邦法院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通过赋予共同体法律以最高地位和直接效力，欧洲法院有效遏制了各成员国的贸易歧视措施，促进了共同体的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