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和单一制的国家组织形式，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政体作为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具体表现为一整套国家机关设置、权力配置、运作方式等基本规则。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把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分别赋予了由它产生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我国检察权的本质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分支，是根据
宪法和法律授权采取法定方式对法定机关、人员及其行为实施具有法定效果的法律监督权。在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中，全面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对民事诉讼和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中，平等保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重点监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 可见，我国检察权的本质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作为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手段，统一并依附于法律监督权。
（三）从我国诉讼模式上看，检察官应当具有客观公正义务，而不能作为纯粹追诉的一方当事人。以1979年《
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1996年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形成了“混合型”的诉讼模式，在实践中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的趋势。 笔者认为，纯粹“当事人主义”和“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建立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制基础上，与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兼容。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因此法律监督成为必要和可能。检察机关既要保护当事人免于警察之恣意，又要保护当事人免于法官之擅断，确保法律在共和国的统一正确实施；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程序意义上的监督，作为一种救济性的诉讼程序安排，法律监督权与具有实体处分性的司法权没有本质冲突，尊重审判权不等于“司法至上”，有错不纠才是对法治国家最大的侵害；最后，我国检察机关不是单纯的追诉机关，承担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既要收集和出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又要收集和出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公正义务，这与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机关，不但会造成法律监督的缺位，而且将对检察官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产生影响，想当然的所谓“程序正义”可能会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