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发展滞后的现状，影响了我国刑罚效益的整体发挥，制约着刑事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刑罚趋向，从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宗旨出发，打破罪犯处遇模式的封闭性，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这应是我国行刑改革的重要方向。我国有关决策部门审时度势，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对我国行刑现状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作出了构建和发展社区矫正的重大决策。2002年8月，上海市率先在三个街道的范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同年北京市也开始在三个区县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通过总结这些小范围试点工作所取得的经验，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
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省（市），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序幕。
四、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构想
（一）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我国自古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重刑主义的观念由来已久，至今仍深植于公众意识之中。重刑观念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过分崇尚监禁刑的威慑功能，把犯罪同坐牢、蹲监狱等同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对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措施，许多老百姓并不完全理解，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一个罪犯被判处管制或缓刑后，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没事了”，不会把他同罪犯身份联系起来，甚至会引起一些群众尤其是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不满，觉得法院判决不公，轻纵罪犯；对于假释的罪犯，人们则往往误以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出来就没事了”。每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较为猖獗的时候，许多民众往往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为处罚太轻、打击不力，多判、重判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据有人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犯罪受害者抽样调查，北京市居民与其他国家大城市的居民相比，在对同一犯罪选择量刑时倾向于选择重刑，几乎没有人选择非监禁刑。在要求重判严惩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多司法人员为了迎合民意，而在非监禁刑的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的立场。
刑罚观念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社区矫正的发展应当从观念的更新开始。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宣传社区矫正的价值和意义，倡导科学的刑罚理念，逐步淡化民众的重刑报应思想，并唤醒其对罪犯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改变“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是监狱的责任”等陈旧观念，从而为社区矫正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刑事决策者应当确立“有选择监禁” 的刑事政策，并以此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有选择监禁”的主要内涵是：基于监禁刑仍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刑罚措施，在抗制犯罪的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监禁刑本身存在诸多弊端，监狱并非矫正罪犯的理想环境，因此，一方面应从总量上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应当实现监禁刑资源的合理配置，监狱只应当关押那些对社会危险性最大的犯罪人，既以有限的空间来监禁那些该监禁的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将不必要监禁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改造，使监狱集中力量改造那些危险性较大的罪犯，实现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的相辅相成，在两种行刑方式的动态平衡中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