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司法改革的大视野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主要在司法行政系统展开，但社区矫正的推行绝不是司法行政部门一家的事情，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过程，需要立法、司法、行刑各个环节的衔接和互动，需要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协调和配合，从深层次看，还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再分配。当前来看，现行刑事司法体制已不能适应社区矫正的发展，为此，应当将社区矫正的发展纳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统筹规划。应尽快健全社区矫正组织与执行体制，为社区矫正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建议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局，省、地市及县区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与实施，同时借鉴国外的模式，建立专职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
（四）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及时跟进
就目前来看，由于相关立法滞后，使社区矫正的推行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乃至陷于“合法性危机”的尴尬局面。例如，按照一些省市搞社区矫正的做法，一般是街道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实施，但我国《
刑法》、《
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是对非监禁罪犯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机关，由司法局（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做法显然同现行法律相抵触。再如，一些地区社区矫正 试点中借鉴西方的社区服务刑，让社区矫正对象从事一定的无薪工作。在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社区服务刑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由基层司法机关创设了一个新刑种，虽然其创新精神值得赞誉，而且社会效果也不错，但这毕竟是游离于法律体系的做法，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
司法改革也要遵循依法行事的原则，应尽可能在现行
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对于某些确实有必要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改革措施的试点，也应当取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为尽快解决必须尽快社区矫正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加紧有关立法的制定。从长远计，笔者认为，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其中，而不是象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这样有利于提升刑事执行立法的整体地位，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
（五）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面很广，参与单位较多，工作流程复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矫正效果的评估机制、缓刑与假释决定前的听证制度、信息交流与工作沟通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经费和装备保障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