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獬豸所象征者乃司法（治理狱讼），所司之法为
刑法。然法者并非仅是
刑法。且如前文所述，法之成立，本与獬豸无关。考之先秦儒墨道法诸家所述，皆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者。王充所谓觟 之说出于儒者，其儒当是汉儒。王充曰：“儒者说云：觟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 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 一角，体损于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于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于两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为厌服，因觟 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知，如以觟 能触谓之为神，则狌狌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 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 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觟 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16）汉儒喜谈瑞应之事，代表人物是鼓吹天人感应之董仲舒。虽董氏《春秋繁露》无涉于獬豸（解廌、觟 ），然其不仅专论符瑞，且强调《春秋》之法、孔子之旨是彰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而周衰之世则“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獬豸之说虽不出于董氏，仁君贤臣立法正执法公会有天地兆瑞神明相佑之思路实肇始于董氏。陋儒剿其说，奇诡怪异之论不一而足，此正是王充所痛恨并一一批驳之者。
但王充所驳并无成效，反而促进獬豸神话之传播。所谓该兽助皋陶治狱之说，今所见最早记载者乃为《论衡》。驳缪而传缪，或为王充始料所未及。此后獬豸作为瑞兽之一，为汉后各代所尊崇，与龙凤麒麟同伍，或者干脆称其为麒麟之一种，即上文《隋志》所谓蔡邕云如麟而一角者也。
八
汉前儒墨道法诸家学者无言及獬豸（解廌、觟 ）者，《尚书》记述皋陶故事亦无神兽助狱（讼、刑）之说。然诸家学者皆有涉法之论，其中法家所论最多最细，其余儒墨道诸家亦皆有所论述。儒墨道法，学术旨趣不同，其论法之观点和思路亦不相同，然从其各各不同之论法话语中或可探索出中国古法之奥义。
秦孝公与公孙鞅、甘龙、杜挚商讨应否变法。公孙鞅力主变法，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秦孝公采纳公孙鞅意见，决定变法。四人之不同在要否变法，而不在于是否要法。甘龙曰：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公孙鞅曰：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秦孝公之打算则是：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四人皆强调法之重要。（17）然法为何物？读《商君书》，可知商鞅之所谓法者，明分、赏功、罚罪、教民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义，故民不争。”（18）“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19）
韩非子既习商鞅之法，又习申不害之术，合二者之所长而成其法术之论。而其论法，所强调者亦是“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20）。“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21）故其曰：“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22）与此相类，兵家除将其用兵之道统称为兵法外，其所谓法者亦皆主要指赏罚。
法家之祖当推管仲，一部《管子》全面论法，涉及法理之论颇多，如：“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3）“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24）“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25）“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26）“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27）法者天下之至道，相类之语亦见于《墨子》。墨子论其“兼相爱、交相利”，曰：“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28）
法与道相涉，读者自然难忘老子《道德经》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今释此语者多以为法当释为效法，即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然老子以为道乃超越宇宙，是先天地生之最大者（29）。道者无上，不应有道之上之“自然”存在。故释法为效法，于此难通。然法之为道，道之为法，管仲有言，墨翟有论。《墨子·法仪》：“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圣王法天，天道为法。尽管墨子之论旨在兼爱，但其所阐论涉于天道之所以成为王法之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