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在魏晋学风和自由探讨的氛围下，解律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律学在继续着重文字注解的同时，也对(现存)法典中的名词术语和编纂体例上的合理统一等问题产生了兴趣。成绩最显著的是西晋的张斐、杜预，他们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能够触类旁通，以简驭繁；并经皇帝认可，具有法律效力，历史上称之为“张杜律”。[32] 这一时期律学的另一个新发展是律博士的设置。《魏书·卫觊传》记卫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
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律博士之设，迄于赵宋。它对律学的延续和法典的编纂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沈家本说：“此历代律博士之官制也，其品秩人数多寡高下虽不尽同，而上自曹魏，下迄赵宋，盖越千余年，此律学之所以不绝于世也。”[33]
魏晋以下，流派递衍，在唐代达到新的高峰，成为产生《唐律疏议》这般举世罕见的杰作的原动力之一，其中的“律疏是逐条地使用明确用语加以定义，不仅及于有关联的律条规定，而且对于与令、式等其他法典的有关规定适当照应。律疏以问答体提出问题，用明快的方式予以解答；此外，为了准确地理解律文各条的法意，并且加入该规定的历史出典的提示等内容，甚至连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得颇为详尽，的确算得上一部上乘的注释著作。该书论理缜密、首尾一贯等特点，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极高的学术水准。可真正称得上是自后汉马融、郑玄，晋杜预、张斐等众多法学名家之后，代表了汉至唐法学研究领域发展的精华。”[34] 这是日本学者的看法，除了他把律学等同法学或有不同外，其评价还是公允的。
可以说传统中国的律学自滥觞、兴盛以来，《唐律疏议》是它最完备的结晶。[35] 作为中华法系的有机部分，律学对日本及东亚世界的法律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6]
沈家本认为“宋承唐律，通法学者代有其人……迨元废此官(引者按：指律博士)，而法学自此衰矣。”[37] 细加推敲，此论未必恰当。许多事实表明，传统中国律学之衰，应始于宋而不是元。这里条举几点加以印证：(1)官设律博士的人数及其品秩急剧下降。魏晋及隋唐诸代设置律博士的人数，一般少者四五人，多则十几、几十人，品秩也在八、九品以上。[38] 而据《宋史·百官志》记载，宋国子监仅置律博士二人，品秩也较前代为低。这意味着官方对律学重视态度的改变。(2)律学由显学向偏学、小学的方向转变。魏晋时代许多经学大师都兼治律学，由此而使之成为一门颇有声势的显学。这一情形到唐中期以后有所改变，律学受到轻视，发展到宋时，出现了苏轼“读书万卷不读律”的著名论断。[39] 以苏轼的智慧、学识和影响，他的言论虽过于偏颇，但决非虚语，而是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和士人对律学的基本态度。(3)律学世家、律学名家及律学著作大为减少。近代学者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详细考证了汉至隋的律学世家、名家、著作，[40] 从中可以发现，九朝律学世家、名家、著作何其盛也。宋代在这方面已大为逊色，除了少数几位律学家和几本有影响的著作外，别无其他创见。[41] (4)宋代律学在神宗时虽一度有所兴盛，但为时短促。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因变法之需想扶持律学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因遭到以司马光、苏轼等为代表的大批官僚、儒生的抵制、反对，不仅存时有限，收效也不大，变法失败以后，律学更遭冷落。
宋代律学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究其根源，不外乎有这几个方面的因素：(1)随着《唐律疏议》的面世，律学的职能和使命已然完成，国家和社会对律学的急迫需求这一使之得以兴盛的前提条件也自然趋于减缓，这也可谓律学的极盛致生了律学的衰退。(2)晚唐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不允许私人随便解释、议论国法。这客观上造成了律学发展的障碍。(3)唐宋之际，中国的学术和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由原先注重实用的经世之学转向务虚的心、性之学。名儒大家不仅不再关心律学，而且鄙视律学。理学之兴起也可谓是律学之衰落的原因之一。(4)宋高宗仓惶南渡，偏安东南时，国家文物典章大量散失，法律典籍和法律制度很不完备，显得支离破碎。《宋史·
刑法志》所谓的“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引，类出入吏省记”即是也。法律之如此，又遑论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