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孤陋寡闻，“抹红”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台湾的朋友跟我解释说，因为大陆一直被他们认为是“红色”政权，所以抹红的意思是指与中国大陆过近，这是台独分子为了打击两岸交流惯用的手法。不过，也恰恰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两个“红”（丹者，红也），所以给人以特别强烈的感觉。朋友开玩笑说，台湾现在对“吴丹红”的忌惮，与当年大陆对“苏丹红”的恐惧，有得一比。不过，经过20日和21日的媒体轰炸之后，这场因我而起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我虽然是被动地被卷入，但也因此而“闻名”海峡两岸，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隔日，凤凰卫视、BBC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新加坡《星岛早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搜虎、新浪等媒体，相继转载了所谓的“大陆学者事件”。虽然我的身份仍然被有的媒体误认为是“北大教授”，但从报道的主文来看，基本上是遵照我之前澄清的说明，也给了张熙怀先生一个公道的评价。台湾高等检察署经过调查，也力挺张熙怀，并告诉媒体，他们还邀请吴丹红就台湾司法观感做过演讲呢。
张熙怀先生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同时也是一个在
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方面有研究的学者。在赴台湾之前，我就曾经拜读过他与王兆鹏教授等合著的《传闻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后来在他的办公室看到满满一书柜大陆简体法律书籍，说起大陆学者如数家珍，更是惊讶。作为检察官，张熙怀的能力和水平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但作为法律实践的研究者，他的勤奋也让我深受感染。台湾几年前实行新制，大幅度修正
刑事诉讼法，他居然可以那么快地适应新制并成为新制的主要推手，跟他头脑中的不断更新的理念也是相关的。在我们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经常可以在某个学术问题上取得共识，也可以分享很多证据法学教学的心得。在我们有限的交谈中，我们从来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他知道我几乎是一个政治白痴，就像我知道他是一个公正的检察官一样。
看《东京审判》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被里面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句来自《圣经》的格言，是法律理性战胜政治狂热的东京审判的最好诠释。那场审判的胜利，代表的是尊重程序的法律的胜利，而非成王败寇的战争逻辑，也不是党同伐异的政治逻辑。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质疑，也应该是从是从司法权的运作、证据规则的运用等专业角度展开，而不是以文革式的语言上纲上线。但遗憾的是，对岸这场“世纪大审”，不但把法律和政治混为一谈，而且把学术跟政治也混为一谈了。这是对台湾来之不易的司法威信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两岸正常学术交流的一个挑战。以政治为业的人，难道真的不能理解以学术为业的人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