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这种思路的原理在于：交易安全产生于一定形式的公示。在公示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考察第三人的善意实现对真正权利的保护。如果第三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发现真正权利的存在，则只能忽略该权利。在具体类型上，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第一，如果存在不动产权利凭证，不动产权利凭证的交付为不动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法，登记为对抗的公示方法。最高法院《
担保法解释》第
45条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二，如果不存在不动产权利凭证，则只有登记可以作为公示手段，比如，抵押权的设定。《
物权法（草案）》第
45条规定，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依法可以用于抵押的其他不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发生效力。这一规定，可资赞同。第三，在上述两场合，均应强调，第三人为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换言之，第三人应当以一般理性进行不动产权利状态的合理调查。七、小结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合同，交付占有导致物权变动（可对抗恶意第三人），登记（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其实这时候，很难出现善意第三人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交付占有和登记都是公示手段，将更加有助于真正权利人的保护，也更加有利于真正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因此，既有利于正常交易秩序、交易安全的保护，也有助于善良风俗的形成。一个直接的实际利益就是：如果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标志，那么，在交付占有后至登记之前，围绕不动产发生的一切法律行为，包括对侵权行为的主张，都得以开发商的名义进行。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和问题。这样制度安排的理由是：真实反映客观生活的状况。交易安全需要一定形式的公示来维护。在不动产物权变动过程中，登记可以作为对抗要件，但登记成本较高，而同时，我国社会一般观念中，交付具有所有权变动的效力，占有具有所有权享有的效力。在交易安全方面，由于交付、占有和登记同时作为公示手段，所以不会让恶意第三人得逞。
【注释】 参见陈华彬：《
物权法》，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参见(日)川井健、镰田薰主编：《现代青林讲义：
物权法·担保
物权法》第一章第一节。转引自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第71-72页。
参见（日） 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的历史描述》，创文社昭和29年（1954 年），第153页。转引自王茵：《不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第)& 页。
参见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第70页。登记制度的起源同时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的153页。
当然，可能会有这几道程序的变种，比如，法国的公证人担当着“活公示簿”的公示机能。关于法国的公证人制度，参见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第三章第四节。
参见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第149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
物权法（草案）参考》，第130——131页。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大致相同，参见陈华彬：《
物权法》，第81——82页。
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需要讨论的是《
合同法》第
133条和第
142条的关系。第133条将不动产排除在物权变动因交付而发生的范畴之外，第142条规定的风险负担，其措辞与第133条基本相同，但是，学者解释认为，不动产风险负担也适用第142条前段的规定，即不动产标的物的风险负担也因交付而转移，不属于后段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范畴。这种解释的不一致，值得讨论。参见崔建远主编：《
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2003年3月版，第346页。另一方面，从对《
合同法》第
142条的解释中也可以发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