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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kster案充分暴露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的缺陷。而“索尼案”中少数派法 官的观点——“如果产品实际上的一切用途就是去侵权”、“没有人会单独为非侵权的 目的去购买产品，则制造商明显是有意从侵权行为中获利，要求其承担责任是合适的” ，则显得更加合理。
Grokster案的判决引起了版权人的极端不满，鉴于美国法院“遵循先例”的普通法传 统，他们只能游说国会通过立法改变“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目 前，一部名为《引诱版权侵权法案》(Inducing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s Act)的 立法草案正在美国国会中审议。草案规定“故意引诱他人违反版权法者应作为侵权者承 担责任”。对于一项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法案规定应由“一个具有合理判断力的人 (reasonable person)根据与行为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行为人是否依靠他人的侵权行 为才能在商业上生存与发展”而做出的判断。(注：Inducing Infringement ofCopyrights Act of 2004,S.2560,108th Congress(June 22,2004).)《引诱法案》实际 上是专门针对P2P软件的经销商与Grokster案的。(注：提出这项法案的参议员之一Orrin G.Hatch在对法案的声明中指出：“本法案将恢复被Grokster案判决所削弱的民 事救济.……”，另一名提出法案的参议员Bill Frist指出：“该法案是针对日益严重 的在线盗版问题——非法下载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的。”Statements onIn-troduced Bills and Joint Resolutions,on Inducing Infringement ofCopyright Act of 2004,p.S7192,7193(Senate June 22,2004)。)
也许是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尊重，提出该立法草案的参议员Orrin G.Hatch称该法院无意 “推翻、废止或限制”“索尼案”的判决，而是为了澄清“索尼案”所没有涉及的“故 意引诱”他人侵权问题。(注：同上注，p.S7192。)但是，正如美国版权局局长Marybeth Peters在参议院作证时直言指出的：版权局支持《引诱法案》是因为它“改 善”了版权侵权方面“间接责任”的规则。(注：Statement of Marybeth Peters,Register of Copyrights,Hearing on S.2560,the International Inducement ofCopyright Infringements Act of2004,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Senate,July 22 ,2004).)显然，《引诱法案》要求从一个普通人的常识出发判断产品经销商是否通过提 供可用于侵权的产品或服务“故意引诱他人违反版权法”，特别是考虑他人的侵权行为 是否是经销商在商业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并不再以产品是否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 途”为惟一判断标准。虽然《引诱法案》并没有完全废止这一标准，但MarybethPeters指出：“在今天的数字环境中，也许需要考虑‘索尼案’的判决是否过分保护了 侵权工具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如果‘索尼案’仍然成为对那些通过提供大规模侵权工具 而获利者进行制裁的障碍，它应当被对高科技时代更有意义的灵活规则所取代。”(注 ：同上注。)
虽然许多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担心《引诱法案》的宽泛用 语可能导致“帮助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扩大，因而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引诱 法案》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立法还不得而知。(注：包括英特尔和Google在内的40余家 公司已对该法案表示担忧，见Steve Lohr,Software Group Enters Fray OverProposed Piracy Law,The New York Times,Section C;Column 3;Business/Financial Desk;Pg.8(July 19,2004)。)但这一法案的出现，已经充分说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 ”标准已很难应对分散式P2P软件等高新科技产品的挑战了。如果《引诱法案》得以通 过，“索尼案”中这一最重要的结论实际上将失去它的生命力。
四、结论与启示：追求技术变化中的利益平衡
纵观“索尼案”在“合理使用”和“帮助侵权责任”两个方面确立的规则在20年之后 的命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技术中立”是版权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版权法是为了回应印刷技术的发 展而产生的，此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引起版权法的相应变化。如果仅仅 将一项特定技术作为版权立法的依据，由此产生的规则很难经受技术发展的考验。“实 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之所以在产生20年后难以维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索尼案”中 的多数派法官在无意间将录像机、印刷机和复印机这些通用产品作为“帮助侵权责任” 规则所适用的对象。当采用分散式P2P技术的软件出现后，这一为当时的技术所量身订 做的规则就无力应对了。因此，版权立法必须要对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前瞻性，使规则 能够对各种不同技术具有适应性。
其次，技术对版权人利益的影响是界定侵权行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利益平衡”虽 然早已被公认为版权法的基本精神，但从“索尼案”20年后美国版权法的发展来看，“ 利益平衡”的主要参照是对版权人利益的影响。“索尼案”之后的美国立法对录制收费 电视节目和摄录设备施加的种种限制，无不在于防止家庭录制过于损害版权人的经济利 益。而“为改变观看时间”而录制免费电视节目之所以一直被立法所认可，甚至上升为 “法定权利”，也是因为“索尼案”之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录制不会严重影响版权人从 许可电视台播放中获得版税收入。在高科技产品赋予个人超强复制作品能力的同时，版 权法必然要限制消费者免费获取版权作品的行为。对公众利益的保护也必须在这一前提 下实现，这将成为高科技时代版权立法中“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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