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知识利益保护的规范功能。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是产权化的知识财富。如果创造者拥有的技术或品牌只是一种自然占有或事实占有，这仅表明其取得了某种科技优势和经营优势；只有获得技术和品牌的知识产权，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独占性“占有”，才能把这种科技优势、经营优势转化和提升为市场竞争优势，以对抗一切假冒、仿制和剽窃的侵权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直接发生于知识产品的创造、传播和利用过程之中。在法律实施效益不高的情况下，该类侵权行为的产生、蔓延就会影响创造者生产、开发知识产品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对此，政策经济学的观点是调节有关产权交易及保护的成本收益关系，促使理性的经济人放弃侵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11]知识产权政策的基本功能具有明确的目标取向。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认为，无论公共政策通过何种途径而形成，都要涉及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12]]这即是说，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与一定的政策目标相联系的。在目标取向方面，总政策处于统帅和引领地位。所谓总政策，是指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指导作用的政策，它是一种影响全局的政策，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始终具有较强的总括性和稳定性。[13]一般而言，公共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不同的公共政策有着自身的具体目标指向，解决某些具体的公共问题。就知识产权政策而言，正义和效益应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实现正义即是创设知识产权制度的第一目标。在近代立法中，知识产权被称为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它基于创造者的智力活动而自然产生，摆脱封建特许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因而是符合正义的。同时，知识产权制度还担负着实现知识资源有效配置、促进知识财富不断增加的使命。在法律规范体系中，通过创造者权利、传播者权利、使用者权利的制度安排，形成了知识创造、知识公开与知识利用的有效机制。一言以蔽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的正义秩序，实现知识进步的效益目标。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促进知识财富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并不是知识产权政策独立承担的，上述目标取向也体现在其他公共政策中。此外，知识产权政策的某些规范在其他公共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其他公共政策的配合。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与知识产权政策相关联的公共政策主要有文化教育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作为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其任务是发挥知识产权的政策导向作用，建立促进知识创新与利用的政策体系。
以上对知识产权的政策学分析，是静态的和内向的，其理论成立须以两个假设条件为基础：第一，知识产权政策有赖于一般社会条件的成就。这就是说，影响知识产品生产、传递、利用的基本条件必须具备，包括知识产权政策赖以存在和有效实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物质设施和社会环境，以及基于知识产权政策导向而配套形成的相关公共政策体系。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知识产权政策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知识产权政策仅仅是基于一国内部状况的考量。知识产权政策在作为一国独自立法时，政府只需考虑本国发展状况而自行作出制度安排即可。但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形成以后，国内法往往受到法律一体化潮流的影响，一国制定的知识产权政策就有可能背离或超越“国情”，并不一定为立法者带来预期的收益。必须看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上述两个假设条件是很难全部满足的。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多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对知识产权保护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调整和完善其知识产权政策。
二、实证分析
在法律制度的历史上，知识产权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300多年来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文明典范”。在近代社会，知识产权制度是欧美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繁荣文化和教育的政策工具；在当代社会，知识产权制度则成为创新型国家维系技术优势、保护贸易利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政策。
近代英国是推行知识产权政策的成功典范。它是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
专利法和
著作权法)的发祥地，也是欧洲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这些并非历史的偶然，英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封建特许权包括产品专营权和印刷专有权。产品专营权由皇室所授予，成为各种行会垄断生产和流通的特权；印刷专有权仅是一种行政庇护，其受益者主要是出版商。1623年《垄断法规》宣布废除特许权制度，同时对新技术、新领域的发明与引进作出了类似专利制度的新规定。1709年《安娜法令》则是一部“旨在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的法规”，其目的在于保护和激励人们对创造作品和兴办出版业进行投资。在17-18世纪的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为知识产权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垄断法规》鼓励新技术发明及其应用，专利的目的不是形成贸易垄断，而是通过暂时的“垄断权”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安娜法令》将印刷专有权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产权”，它奉行copyright单一财产性的理念，以及包含版权期限、版权效力和价格的控制条款，多是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14]近代英国知识产权法作为一种产业、商业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作出了如下评述：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获得持久的经济增长，均是起因于一种适于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
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系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他在对14世纪中国与17-18世纪英国作出比较分析后，指出工业革命的动向，即那时英国拥有作为产权制度的一种特殊范畴，即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了发明创造者的利益，刺激了发明创造者的热情，从而使得发明大量涌现并带来浪潮般的技术革新，进而启动了工业革命并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15]
